陳列在蘭州碑林的漢簡刻石有甘肅出土的王杖簡、天水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玉門漢簡、甘穀簡等等。它們在筆法上大都運用藏鋒和中鋒，小字用指處較多，因簡書中皆是小型字體；大字寫出了“蠶頭燕尾”的筆畫特征，頓挫分明。但多數為小字，皆承襲篆書筆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筆時用逆鋒不甚明顯，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鋒起筆。使其結體一改秦隸取縱勢的特點，而用正麵取橫勢；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規整中又出現不規整，縱橫飛動，極富變化；在墨法上也是講求質樸而豪放的氣勢。從書體的演變來說，簡書的出現，不僅對隸書成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為今草開創了先河。展現在觀眾眼前的，在出土於武威的漢簡就包括了“儀禮簡”、“張長史簡”、“醫藥簡”、“玉杖詔書令”等。這樣豐富多樣的簡牘書法，以勒石形式直觀地展示出來，這是在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難得一見的。其實把漢簡書法移植到碑上，讓其流傳後世，是蘭州碑林的首創。其價值一是正確反映了漢簡的學術地位，包括文物價值和曆史價值；二是漢簡的精美書法，包括書法史的研究價值和書法實踐價值；三是對這一國際顯學的普及價值，讓更多的人通過碑林認識漢簡，了解漢簡；四是對“簡牘之鄉”的宣傳價值，讓國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肅，了解甘肅的曆史。
漢簡在書法領域也有極高的價值。一是在書法史和書法源流方麵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漢簡書法所表現的藝術性。過去人們在研究、臨摹漢代書法時，大都是漢代遺留下來的漢碑刻，如《張遷碑》、《禮器碑》、《曹全碑》、《西狹頌》等。至於秦漢時期民間流傳使用的字體，極為罕見。以前也有過不少文字資料，但都是刻在銅器或磚瓦上的。直到漢代簡牘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見到了當時人們使用的書體墨跡。簡牘所經曆的年代是久遠的，上起戰國，下至西晉十六國，約七百餘年。這些書體，在書法發展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簡是戰國竹簡，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書體仍屬篆體，或者篆隸相雜，稱為古隸或秦隸的。從秦隸到漢隸是書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它上承前代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真書的風範，同時還發展了草書體。如《居延漢簡》，可稱為簡中之冠，年代早，數量多，內容豐富，其中篆、隸、真、草都有，且風格多樣，為研究西漢書法提供的資料也最為豐富。這些簡牘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勞動者書寫的，看起來生氣勃勃、自由流動，呈現出多種書風，具有高度的藝術性。
現在刻在碑林的秦漢簡牘，共計7個部分62塊，計天水秦簡4塊；居延漢簡18塊；敦煌漢簡5塊；懸泉漢簡5塊，其中放大的兩塊；武威漢簡24塊，其中儀禮簡10塊，玉杖十簡1塊，玉杖詔書令冊4塊，醫簡9塊；玉門漢簡3塊；甘穀漢簡3塊，其中放大的兩塊。除此之外，還有為顯示漢簡編排形式而刻製的居延漢簡1塊，懸泉出土的紙文書1塊。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紙文書長160厘米，寬75厘米。如再加上趙正撰文並書寫的總標題《秦漢簡牘》和前言兩塊，整個秦漢簡牘部分，共計66塊。
《淳化閣法帖》
明代肅王翻刻的通稱“肅府本”或“蘭州本”的《淳化閣帖》，是我國書法史上現存的時代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頗具影響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蘭州碑林不能不展現這部隴上引以自豪和驕傲的書法珍品。
在談及我國書法藝術時經常提起《淳化閣法帖》來。它是這樣一回事：宋太宗趙炅於淳化三年（992年）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賜一部，此即《淳化閣法帖》，略稱《閣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於民間，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極難得。然王著學識不足，采擇不精，標題多誤，且編次雜亂，為後世所非難。此帖全十卷，采擇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書。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的墨跡最多，占大半。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肅憲王紳堯令溫如玉、張應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識鉉接著完成。先後曆時7年，用富平石144塊刻成，藏於肅府東書園遵訓閣，視為珍寶。現存141塊，藏於甘肅省博物館。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寬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為兩麵刻字，也有僅刻一麵的。
倪蘇門《古今法論》說：“淳化帖在明朝，惟陝西（注：當時陝、甘尚未分省）肅王府翻刻石最妙，謂之肅本。從宋拓原本雙鉤勒石，所費巨萬。今市本相去天淵。”陳奕禧《皋蘭載筆》稱：“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值五十千。”鄭學孚也說過：“明翻刻閣帖，以肅府本為最佳，跋語亦最多。”今存肅府帖初拓本，筆力遒勁，紙好墨勻，清新悅目。人稱“新舊不爽，毫發俱在，與宋本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