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五四講演）
一
先秦政治思想有研究的價值嗎？政治是現代的，是活的，研究政治的人，研究到二千年前書本上的死話，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我們不同，他們所交接的環境和我們不同，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和我們不同。研究他們的思想有什麼用處呢？不錯，我且問，歐美的社會組織和我們同嗎？所交接的環境和我們同嗎？所要解決的問題和我們同嗎？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歐美政治思想？須知具體的政治條件，是受時間空間限製的。抽象的政治原則，是不受時間空間限製的。“政治學”是要發明政治原則，再從原則上演繹出條件來。那麼，凡關於講政治原則的學說，自然都是極好的研究資料，沒有什麼時代的區別和地方的區別。所以我覺得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和研究歐美政治思想，兩樣的地位和價值，都差不多。說是空話，都是空話，說有實用，都有實用。
政治是國民心理的寫照。無論何種形式的政治，總是國民心理積極的或消極的表現。積極的表現，是國民心目中有了某種理想的政治，努力把他建設起來；消極的表現，是國民對於現行政治安習他、默認他。凡一種政治所以能成立能存在，不是在甲狀態之下，即是在乙狀態之下。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緊的是研究國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國民心理。國民心理，固然是會長會變，但總是拿曆史上遺傳做根核。遺傳的成分，種類很多，而以先代賢哲的學說為最有力。因為他們是國民心中的偶像，國民崇拜他們，他們說的話像一顆穀種那麼小，一代一代的播殖在國民心中，他會開枝發葉成一大樹。所以學政治的人，對於本國過去的政治學說，絲毫不能放過。好的固然要發揚他，壞的也要察勘他，要看清楚國民心理的來龍去脈，才能對證下藥。
“先秦”這個名詞，指的是春秋戰國時代。那時代是中國曆史上變動最劇的時代，當時所謂諸夏，所謂夷狄，以同一速率的發展，惹起民族大混合。社會組織，從封建製度全盛以至崩壞，從貴族階級成立以至消滅，經無數波瀾起伏，中間還有好幾個國，屬於別係文化，把一種異樣的社會組織攙進來。經濟狀況日日變動，人口比從前加增，交通比從前頻繁，工商業漸漸發生，大都市漸漸成立，土地由公有變為私有，幾個大國對立，一麵努力保持均勢，一麵各求自己勢力增長。政治上設施，常常取競走態度，經唐虞三代以來一千多年文化的蓄積，根柢已很深厚，到這時候盡情發泄，加以傳播思想的工具日益利便，國民交換智識的機會甚多，言論又極自由。合以上種種原因，所以當時思想界異常活潑，異常燦爛。不惟政治，各方麵都是如此。我們的民族性，又是最重實際的，無論那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濟世安民為職誌，差不多一切議論，都歸宿到政治。所以當時的政治思想，真算得百花齊放，萬壑爭流。後來從秦漢到清末，二千年間，都不能出其範圍。我們若研究過去的政治製度、政治狀態，自然時代越發近越發重要；若研究過去的政治思想，僅拿先秦做研究範圍，也就夠了。
二
先秦學派最有力的四家，一儒家，二道家，三墨家，四法家。先秦政治思想，有四大潮流，一無治主義，二人治主義，三禮治主義，四法治主義。把四潮流分配四家，係統如下：無治主義，等於無政府主義，是道家所獨倡。有許行一派，後人別立一名叫做農家，其實不過道家支流。這種主義，結果等於根本取消政治，所以其餘三家都反對他。但他的理想，卻被後來法家采用一部分去。禮治主義，是儒家所獨有，其餘三家都排斥他，但儒家實是人治禮治並重。他最高的理想，也傾向到無治，惟極端的排斥法治。人治主義，本來是最素樸平正的思想，所以儒墨兩家都用他。墨家因為帶宗教氣味最深，所以他的人治也別有一種色彩。然而專講人治到底不能成為一派壁壘，所以墨家的末流，也趨到法治。法治主義是最後起最進步的，因這個主義，才成了一個法家的學派名稱。其實這一派的學說，也可以說是將道儒墨三家之說鎔鑄而成。
我們要研究四家的政治學說，墨家的書，隻有一部《墨子》。道家的書，向來以《老子》《列子》《莊子》三部為中心。《列子》是偽書，應該剔去。《莊子》談政治的地方甚少，可以不看。最主要的還是一部《老子》。儒家的書，以《論語》《孟子》《荀子》為中心。《禮記》裏頭，也有許多補助資料。法家的書以《尹文子》《韓非子》為中心，《管子》和《商君書》，雖然不是管仲和商鞅所作，卻是法家重要典籍，應該拿來參考。我這回講義的取材，就以這幾部書為範圍。
三
在分講這幾個主義以前，先講各家共通的幾點，這幾點或者就可以認為中國人政治思想的特色。
第一，中國人深信宇宙間有一定的自然法則，把這些法則適用到政治，便是最圓滿的理想政治。這種思想，發源甚古，我們在《書經》《詩經》裏頭，可以發見許多痕跡。《書經》說：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詩經》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所謂“天”，其實是自然界代名詞。老子所謂“道法自然”，孔子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墨子所謂“立天誌以為儀式”，都是要把自然界的理應用到人事。這一點是各派所同認，惟實現這自然法則的手段，各家不同。主張無治主義的，以為隻要放任人民做去，他會循自然法則而行，稍為幹涉，便違反自然了。主張人治主義的，以為這抽象的自然法則，要有個具體的人去代表他，得這個人做表率，自然法則便可以實現。主張禮治主義的，以為要把這自然法則演出條目來，靠社會的製裁力，令人遵守。主張法治主義的，以為社會的製裁力還不夠，要把這些自然法則變為法律，用國家的製裁力實行他。四派的分別在此。
我們試檢查這種根本思想對不對，有無流弊。頭一件先問自然法則到底有無？說有罷，用什麼標準把他找出來，找出來是否真對？這兩個問題，我們都有點難於答覆。我們的先輩，既已深信有自然法則，而且信那自然法則是普遍的，固定的，所以思想不知不覺就偏於保守，養成傳統的權威。這是第一種流弊。認自然為至善的境界，主張人類要投合他，效法他，容易把人的個性壓倒。這是第二種流弊。好在客觀的自然法則，總要經過人類主觀的關門才表現出來。人類對於自然界的觀念，常常會變遷，會進步，他所認的自然法則，也跟著變遷進步。所以這種思想，若能善於應用，也不見得有多大毛病。
第二，君位神授，君權無限。那一類學說，在歐洲有一個時代很猖獗。我們的先哲，大抵都不承認他是合理。我們講國家起源，頗有點和近世民約說相類。可惜隻到霍布士、洛克一流的見地，沒有到盧騷的見地。這也是時代使然，不足深怪。人類為什麼要有國家呢？國家為什麼要有政府呢？政府為什麼要一個當首長呢？對於這個問題，各家的意見都不甚相遠。這種意見，像是在遠古時代已經存在的。《論語》記堯舜傳授的話，說：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左傳》記師曠的話，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恣於民上。
這種學說，相傳很久，後來各家論政治起源，大率根本此說，以為國家之建設，實起於群眾意識的要求。例如儒家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君者善群者也。《荀子·王製》篇墨家說：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同滋，益也。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明夫天下之亂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篇法家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淩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管子·君臣》篇又說：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之時，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日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道，而賢者以相出為務，民眾而無製，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製，不可，故立禁；禁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商君書·開塞》篇各家之說，皆為救濟社會維持安寧秩序起見，不得不建國，不得不立君。荀子所注重者，在人類征服自然。有感互助之必要，乃相結為群，而立君以為司之。故“君”實以“群”得名。墨子則以為欲齊壹社會心理，形成社會意識，所以有立君的必要。管子所說，和諸家大致相同，他說“民體以為國”，對於“國家以民眾意識為成立基礎”的觀念，指點得很明了。然則國家的首長——即君主，從那裏發生出來呢？儒家根據“天生民而立之君”的舊說，說是由天所命，但天是個冥漠無朕的東西，此說未免太空泛了。墨家說“選天下之賢可者”，像是主張君位由選舉產出，但選舉機關在那裏？選舉程序如何？墨家未嚐明言。法家的《商君書》，把國家成立分為三階段。第一段是血族社會，靠“親親”來結合，第二段是部落社會，靠“上賢”來結合，第三段才是國家社會，卻靠“貴貴”來結合。他所說和事實很相近，我們拿歐洲曆史——就中日耳曼民族曆史，都可以證明。
各家所說，雖小有異同，但有一共通精神，他們都認國家是由事實的要求才產生的。國家是在民眾意識的基礎之上才成立的。近代歐美人所信仰的三句政府原則——所謂Of people，for people，by people，他們確能見到。of，for，這兩義，尤為看得真切。所以他們向來不承認國家為一個君主或某種階級所有，向來不承認國家為一個君主或某種階級的利益而存在。所以他們認革命為一種正當權利，《易經》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孟子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這種道理，儒家闡發最透。各家精神，亦大略相同。所以中國階級製度，消滅最早，除了一個皇帝以外，在法律之前萬人平等。而皇帝也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經濟組織，以全國人機會均等為原則，像歐洲那種大地主和農奴對峙的現象，中國簡直沒有。都是由這種學說生出來的影響。
第三，中國人對於國家性質和政治目的，雖看得不錯，但怎麼樣才能貫徹這目的呢？可惜沒有徹底的發明。申而言之，中國人很知民眾政治之必要，但從沒有想出個方法叫民眾自身執行政治。所謂By people的原則，中國不惟事實上沒有出現過，簡直連學說上也沒有發揮過。《書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泰誓》像這種類的話，各家書中都有。但“民視民聽”，怎麼樣才能表現呢？各家都說不出來，管子說：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管子·九守》篇又說：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複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管子·君臣》篇這種話，原理是說得精透極了。但實行方法，仍不外勸那“治者”采取那“被治者”的輿論，治者和被治者，還是打成兩橛。尹文子的見解，稍為進步些，他說：為善不能使人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不能使人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尹文子·大道》篇“與眾共治”一語，可以說很帶德謨克拉西色彩，但他是否徑主張民眾進而自治，還不很明了。他又說：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眾賈即價字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眾者為非，順眾者為是。同上這段話，把民眾意識的價值，赤裸裸地批判，民眾政治好的壞的兩方麵，確都見到。但他對於這種政治，言外含有不滿之意，不見得絕對主張。
第四，中國人說政治，總以“天下”為最高目的，國家不過與家族同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中之一階段。儒家說的“平天下”，《禮記·大學》“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禮記·禮器》道家說的“以天下觀天下”《老子》這類話到處皆是，不必多引了。法家像很帶有國家主義的色彩，然而他們提倡法治，本意實為人類公益起見，並不是專為一個國家。所以《商君書·修權》篇說“為天下治天上”，而斥“區區然擅一國者”為“亂世”。至於墨家，越發明了了。
墨子說：天兼天下而愛之。……天之有天下也，譬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天誌》篇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上不中天之利矣。……《非攻》篇墨子說的“天誌”，說的“兼愛”，都是根本於這種理論。他的眼中，並沒有什麼國家的界限，所以他屢說“視人之國若其國”。《兼愛》篇這樣看來，先秦政治學說，可以說是純屬世界主義。像歐洲近世最流行的國家主義，據我們先輩的眼光看來，覺得很褊狹可鄙。所以孔子、墨子、孟子諸人，周遊列國，誰采用我的政策，我便幫助他，從沒聽見他們有什麼祖國的觀念。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一個人，並沒有專屬於那一國。又如秦國的政治家，從由餘、百裏奚起到商鞅、張儀、範睢、李斯止，沒有一個是秦國國籍。因為他們覺得世界上一個行政區域（國）應該世界上有才能的人都有權來共同治理。若拿現代愛國思想來責備他們，那麼，簡直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個個都是無廉恥，個個都是叛逆，然而拿這種愛國思想和他們說，他們總覺得是不可解。須知歐洲的法蘭西和德意誌，當沙裏曼大帝時，隻是一國，到今日卻成了幾百年的世仇。中國的晉和楚，當春秋時劃然兩國，秦漢以後，便一點界限痕跡都沒有。現在若有人說你是山西國民，我是湖北國民，豈非笑話。可見彼我學說之異同，影響於曆史上事實者至大。我們所以能化合成恁麼大的一個民族，很受這種世界主義政治論之賜。而近二三十年來，我們摹仿人家的國家主義，所以不能成功，原因亦由於此。所以這派學說，在從前適用，在將來也會適用，在現在真算最不適用了。
四
前回講的四大潮流，現在要分別論他。
無治主義，是道家所極力提倡的。全部《老子》，可以說有三分之一是政治論。他的政治論，全在說明無治主義的理想和作用。無治主義，如何能在學理上得有根據呢？據老子的意思，以為人民自己會做自己的事，隻要隨他做去，自然恰到好處。他說：民莫之令而自均。
又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這種論調，很像亞丹斯密的一派經濟學說，以為隻要絕對的放任自由，自然會得良好結果。所以凡帶一點幹涉，他都反對。他說：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又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又說：愛民治國，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這種話，對於政治上幹涉行為，一切皆絕對否認。像“代大匠斫必傷其手”這種見解，我們不能不承認為含有一麵真理。我想起歐洲某學者有兩句妙語，說，“英國王統而不治，法國總統治而不統”，老子“長而不宰”這句話，正可以拿“統而不治”來做訓詁。
這種絕對自由論調，論理，他的結論應該歸到人民自治那條路去。例如英國王統而不治，所以“治”的權自然是歸到人民組織的國會。老子卻不是這樣想，他以為這樣子還是“為”，還是“執”，還是“宰”，還是“代斫”，對於無治主義不能貫徹。他理想的政治社會是：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種主張，不獨說人民不應該當被治者，並且說不應該當治者。因為他根本認“治”是罪惡，被治和自治，在他眼中原沒甚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