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我要說明，既然說“澄清誤解”，那就要把“誤解”指點出來，並說明其“誤”之所在。所以本書才不能不對有代表性的誤解進行批評。作為本書“批評靶子”的主要是陳鼓應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譯》和任繼愈先生的《老子新譯》，以及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的有關論述。之所以主要選擇這三位的著作，完全是因為：一、我認定前二位的這兩部著作是當代《老子》注譯讀物中的代表作，流傳最廣，讀者最多，影響最大；而馮友蘭先生是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哲學史家，他的觀點可能最易被一般讀者接受。二、這三位先生都見到了《老子》的帛書本，他們以前的《老子》研究者沒有看到帛書本，所作注釋即使有誤，也多不足怪，影響也就比較小了。三、前兩位的書中都有譯文，任先生的書更主要是翻譯，而我又認為，一般讀者主要是通過譯文來了解《老子》原文的。另外，由於沈先生對《老子》舊注作了“顛覆”，所以我也經常提到他書中我認為顛覆得不成功的地方。這樣，在一定意義上，本書可視為針對以上四位先生的觀點而寫的批評性著作。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則是：這僅是學術批評，沒有任何別的意思。我還對四位先生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因為我的自鳴得意的新意，大多都是在他們的觀點的誘導或啟發之下形成的。
三、本書所依據的《老子》版本
《老子》的版本很多，世傳本以王弼本影響最大，1973年出土了帛書《老子》甲、乙本，81章全有，隻是稍有殘缺；1993年又在湖北荊門郭店村出土了戰國楚墓竹簡本（甲、乙、丙三組），但是不全，總字數不足今本字數的三分之一。沈先生認為，雖不能惟帛書本是從，但總的說來，帛書本優於世傳各本。我同意他的觀點。因此本書各章開頭給出的《老子》原文，凡是王弼本與帛書本經義無別的，為了從俗，就依王弼本（書中一律簡稱王本），經義明顯有別的就從帛書本；但凡是差別較大的地方，一般都予以說明，以便讀者自己有所鑒別、選擇。至於其他版本，就隻是作為旁證而偶爾涉及一下了。
最後交代一點。《老子》一書，在我國以至世界思想史上有著很高的地位，這是毋庸置疑的，有人稱它是與《論語》並列的中國人的第二部“聖經”，這並不過分。但我們一直主要把它作為哲學著作來讀，而在很長一段時間，一講哲學，就要講它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辯證的還是形而上學的，它的認識論是怎樣的，社會曆史觀又是怎樣的，作者是哪個階級的代言人，等等。用這些框架去研究《老子》，就更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本書對各章作解說時，對這些問題一律避而不談，隻就原文文字所表達的義理作解。這固然是基礎性工作，但有些讀者總想對《老子》全書作出某種定性，或對它的那些分散論述的基本觀點作出概括。在這些方麵，對《老子》的誤解也許帶有更根本的性質。因此，本書在分章解說完了之後，附有一篇專論，選擇幾個問題，作綜合性的“澄清誤解”的工作。這是我個人的學術觀點，雖然是依據我對《老子》原文各章原意的理解作出的，但畢竟不等於對原文的解說，所以要請讀者區別對待之。
向本書的讀者致敬。我誠摯地期待對於本書的任何批評意見。
趙又春2006.1.5
於長沙市嶽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