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沈先生不以這種解釋為然。他說：“在‘介’與‘契’通還十分可疑的情況下，為什麼要在‘契’這棵樹上吊死，而不在‘介’字的本義上去求說得通的解呢？”結果，他查得“介”有“助”義，並且認為這是“介”在先秦時的常見用法，還說：“先秦文獻中的‘左’、‘右’，排除後人抄改的，都應作‘佐’、‘佑’理解，為‘輔助’或‘護助’義。這樣，也可理解，為何甲本作‘右’，乙本作‘左’，今人認為取義相反的，古人其實認為意思是一樣的。”就這樣，他認為這一句乃是說，聖人隻是幫助人而不批評、指責人，故而翻譯為：“正因為這樣，有道之君堅持輔佐幫助，而不憑權威的地位去指責他人。”
我以為，僅就這一句而言，沈先生的上述理解倒可以成為一說，但放到上下文中，就真有點“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了。這一句明顯是．要說，聖人從“和大怨，必有餘怨”得到啟發，主張隻有讓人民根本不產生“怨”，才能真正解決人民的“怨”的問題。因此，如果承認人民對統治者產生“怨”的原因是他們施加的盤剝、欺壓太重，而不是給予的輔佐、幫助不夠，那麼，這一句的具體意思就隻能是：“即使你握有人民打給你的欠條，你也不要憑它向人民討債”，而不是說：不可倚仗自己的權威指責人民。按沈先生的理解，“是以”就無所承接了。
三、故有德司介，無德司徹。王本“左介”作“左契”，“司介”自然作“司契”。“徹”字，《論語·顏淵》篇中也有一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蓋徹乎？’’’其中“徹”是特指什一稅（抽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為向上繳納的田稅）。什一稅是當時較為普遍的稅製，所以一般都將這裏講的“司徹”理解為泛指主持征稅事務（“司”，“主管”義）。這是有道理的。相應地，“司介（契）”就是“進行討債活動”了。二者的區別在於：納稅是百姓對國家的法律義務，不能不履行，因而“司徹”者沒有任何變通餘地，隻能照章行事；借貸是私人間的契約關係，債權方可以變通處理，以致完全放棄討債權。所以這兩句可能是老子借“司介”和“司徹”這兩個可能是當時流行的用語，比喻地說明，在對待老百姓的“怨”的問題上，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像“司徹”者那樣，一種是像“司介（契）”者那樣，並同時評價說後者“有德”，前者“無德”。很明顯，這“有德”、“無德”是著眼於有無同情之心，並不是說收稅本身就是無德，凡是“司介（契）”都屬有德。沈先生於此又批評說：“既是行使契約，則‘執左（右）契’應‘責於人’，而非‘不責於人’。‘執左（右）契而不責於人’，要‘契’何用？不是取消了‘契’嗎？又怎麼談得上‘司契’呢？”這批評顯然沒有道理。這裏隻是打比方，說“司契”比“司徹”顯得有同情心，又不是討論二者本身的道德性質問題，怎麼可以這樣提出質問？就因為這裏是著眼於有無同情之心，所以接下說“天道無親，恒與善人”，這“善人”就是指有同情心的人。這裏我想指出，盧育三對這兩句解釋說：“司契，隻予不取，不結怨於人；司徹，隻取不予，結怨於人。一個是有德，一個是無德。”這說得很不中肯。既然訂有契約，就不可能一般地說隻予不取，要真是這樣，何必訂約，當初就幹脆說是無償奉送，不更好嗎？負債方同意簽約，就是也打算還債的，到時你僅是要他還債，也不會就結怨於他的。據此，我認為對“聖人執左介，而不責於人”，隻能解釋為：聖人即使執有左契，也不據以向人逼債，因而實際上是說，聖人任何時候都不責於人，故而決不會結怨於人，對他來說也就不存在要去“和大怨”的問題了。所以接下說的“有德司介（契）”，“有德”的評價不是根據“隻予不取”，隻能是著眼於“司介（契）者”可以有同情心，也即“不以責於人”——這個“責”是“逼迫”甚至“懲罰”義。又，“徹”既然是稅收，“司徹”自然是“隻取不予”，無論何時，隻要百姓承認政權的合法性，就不會因為要自己交稅就生怨心，老子更不會主張統治者不向人民征稅的。因此，說司徹“結怨於人”，是沒有根據的。老子這裏說“無德司徹”，必僅是著眼於司徹是不講情麵，毫無同情心，並且是與“有德司介（契）”對比地看待，才把“司徹”評價為“無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