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是《老子》全書最後一章，按說應帶有“跋”的性質。好像也確實如此：全章分三層意思，先談如何識別他人，次講聖人自己的為人原則，最後交代天之道和聖人之道的核心之點，不像是給全書作總結，給聽眾最簡要地串講一下所教的全部內容嗎？因此，全章三段之間的聯係就不明顯了。
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這一段王本作“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對此，高明說：“按今本誤在‘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一句。從經義分析，原講三重意義：一為‘信言不美’，二為‘知者不博’，三為‘善者不多’。今本文次顛倒，經義重疊。前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後又言‘善言不辯’或‘善者不辯’，前後經義重複，其中必有訛誤。甲、乙本同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正與下文‘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多’文義聯屬，足證今本有誤。”這段話中對世傳今本的指摘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從帛書本。
對這一段三句話的解釋，由於王本中間插入了“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一句，而這一句明顯表達了“善者”勝過“辯者”的評價傾向，所以曆來注家根據三句應該同構的原則，自然地一律認定“信言”優於“美言”、“知者”強於“博者”。這樣理解似也不僅說得通，有些人還作出了頗能令人信服的解說。例如高延第說：“信言不美，真樸不外飾；善者不辯，簡約不騁辭；知者不博，切要不泛濫。不然者反是。所以不美、不辯、不博者，聖人之道已深為根，以約為紀，旨要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故不待約束文飾而化民成俗，用之不窮也。”這不是說得很好嗎？任先生的譯文不僅顯得質樸，更給人以親切之感：“真話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話。善人不巧說，巧說的不是善人。真懂的不賣弄，賣弄的不是真懂。”（任先生將“博”注釋為“顯示懂得的事情多”）
但是，沈先生說：“我從《老子》中關於‘美’、‘信’的用法上，得出結論，‘美’應高於‘信’。‘信’隻是對‘言’的評價，與‘善’是對‘行’的評價一樣，都隻是一種主觀評價，不太可靠的，受時間等條件的局限很大。而‘美’不僅是對‘言’、對‘行’的評價，也可用於對‘物’的評價，是種比較客觀的評價，比較可靠，不大受時間等條件的影響。所以應是‘美言’高於‘信言’。”這樣，按三句同構原則，也該是“博者”高於“知者”。他這一下子就把曆來注家對這三句的理解全推翻了，而且是翻了個個。
但我以為，沈先生的說法雖然不失為一條思路，但論證性還不夠，雖然他接下據當時重通才而不是重專才的事實，又論證了“博者”勝過“知者”，比較地有說服力。但問題在於：傳統理解同樣有道理，你的說法可以成立並不就表明他的說法不能成立；還要證明“多者”勝過“善者”，使下一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也與前二句“同構起來”，才能算是最後完成了這個“顛覆”，但沈先生卻未作這個證明，而從他對這一句的翻譯看，是不好說“多者”勝過“善者”的。他這一句的譯文是：“能幹的往往所得並不豐厚，所得豐厚的往往不太能幹。”且不說“多者”是否指“所得豐厚”者，這兩個論斷顯得沒有道理，也不能據這理解認定“多者”勝過“善者”，則是明顯的。因此，對這三句話的前兩句，我暫時還隻能依從傳統的理解。
關於“善者”和“多者”句，馮達甫也有個翻譯：“善良的人不充裕，充裕的人不善良。”同樣把“多者”理解為“所得豐厚”者，隻是認“善者”為“善人”。我以為，這三句的順序是有內在聯係的，即：頭一句講“言”，是教誨君主如何從一個人的言論即思想主張方麵去評判他的品德；次句講“知”、“博”，是指出不可把各方麵都懂得一點皮毛的人當作有真知的人；因此，第三句該是著眼於考察對象的實際辦事能力了。所以“善”在這裏是“善長”義，“善者”應是指在某方麵很有工作能力的人，沈先生譯為“能幹的”並非不對，但應交代，因為是和“多者”相對待的，這“能幹”乃指某方麵的能幹，從而“多者”必是指“似乎什麼事都會幹的人”。所以這一句是說：某方麵能幹的不會什麼事都會做，什麼事都會做的人一定什麼事都做不好。這明顯合乎實際。這樣理解，這三句話就全麵地交代了“識人之法”，並且體現了老子要求辯證地、全麵地看人、論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