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師實在厲害，從前我在他大營中，從他辦事，他每天一早起來，六點鍾就吃早飯。我貪睡總趕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沒法隻得勉強趕起，胡亂盥洗，朦瞳前去過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強慣了，習以為常，也漸覺不甚吃苦。所以我後來自己辦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盡，這都是我老師造就出來的。
他又妙趣橫生地追述：“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講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隻管捋須，穆然端坐，若無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這真被他擺布苦了。”①
這個關於李鴻章早飯遲到的故事，本來很溫馨有趣，但被薛福成一番演繹，又變成了曾國藩要挫李鴻章的銳氣。在薛福成筆下，“飯桌之會”不僅沒有半句“笑話”，而且嚴肅得讓人消化不良。他記道：有一天，李鴻章以頭痛為托詞請假，但曾國藩不斷派人來催促他，還說一定要等幕僚齊了才吃。李鴻章隻好“披衣踉蹌而往”。曾國藩在整個早餐過程中，一言不發，直到吃完後，才放下筷子說：“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李鴻章頓時為之汗漿。
李鴻章也承認自己愛睡懶覺，據說有一回，為睡懶覺這事，他還和湘軍水師統帥彭玉麟打了一架。彭玉麟拿他睡懶覺的毛病嘲笑說：“少荃每日晚睡懶起，想必皖地民風若此，無怪合省以負販為業，少有正途。”李鴻章一聽，火冒三丈，反唇相譏：“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風勤勉，然自令尊執掌數載，竟令做慵懶之態爾。”彭玉麟的父親曾任合肥梁園鎮巡檢，李鴻章說是他教壞皖人，彭玉麟大怒，揮拳就打，李鴻章奮起還擊，兩人扭打成一團。這事在湘軍老輩中，傳為笑談。
薛福成還解釋說，因為李鴻章才氣不羈，曾國藩有心要“折之使就範也”。似乎薛福成對李鴻章的不羈性格印象深刻，幾次提到曾國藩要挫他的銳氣。然而，故事的背後，蘊含著某種“揚湘抑淮”的心理，這在湘軍老一輩中很普遍。薛福成在曾國藩幕中待了七年，與黎庶昌﹑張裕釗﹑吳汝綸合稱“曾門四弟子”，耳濡目染，難免受到這種心理的影響。
薛福成記下一段曾國藩說的話：“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②其中“於公牘最相近”這個評語，可圈可點。曾國藩以善相人著稱，百年之後回頭再看這一評語，說準或不準，都會落下話柄。
對於在曾國藩幕中的曆練，李鴻章把它當成人生最珍貴的一課。他後來表示，早先追隨過呂賢基、福濟等人，但都是茫無指歸，直到來到湘軍大營，跟了曾國藩，才如識南針，獲益匪淺。
①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②薛福成《庸盦筆記》，商務印書館，1937年。
夏也百草榛榛焉，秋也嚴霜降兮。炎夏很快被涼秋取代了。這個時期，李鴻章承擔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曾國藩校正《經史百家雜鈔》。
在流傳甚廣的李鴻章家書中，有一封“稟父”函稱：“曾夫子近編《經史百家雜鈔》一書......今由兒校正。一俟工竣，當付版製印。”①這封家書顯而易見是偽造的，因為曾、李二人能夠朝夕相處，而李文安又在世的時候，隻有李鴻章在北京參加會試和在翰林院任庶吉士那段日子，但《經史百家雜鈔》不是那時編的。奇怪的是，這些明顯的偽造信函，卻在坊間一再刊印，甚至逃過著名史家沈雲龍的法眼，被收入史學界享有盛譽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也頗不可思議。
曾國藩何時著手編《經史百家雜鈔》？他在《經史百家簡編》一書的序中說：“鹹豐十年（1860），餘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為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為簡本。”他所說的“選經史百家之文”，當指《經史百家雜鈔》一書，而“簡本”即《經史百家簡編》。當時李文安已去世幾年，李鴻章若要把此事“稟父”，隻能墳頭燒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