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1.這一篇的篇名叫“天論”，其實是講天人關係。一般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近幾十年來，由於生態失衡、資源匱乏、人口爆炸等問題對於人類發展的威脅顯得特別突出了，流行多年的“向自然進軍”的口號遭到了質疑，所以“天人合一”的觀點被許多人說成是中國人思維的大特點和大優勢，吹噓為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最高指導思想。但實際上，天人合一的觀點並不是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時期學者的共識，荀子就不僅不是天人合一論者，還明確提出了天人不合一即“天人相分”的觀點，而且，就論證的邏輯性和說理的充分性而言，怕還沒有哪個稱得上“天人合一”論者的學人比得上他。
這段話是《天論》篇的第一節，頭三句話就明顯是表達、聲明天人相分的思想：“天行有常”是說自然界的變化是有規律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是指出它的變化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同人和社會的統治者是好是壞沒有關係；這無疑可以認作“天人相分論”的一種表述，同時又是對它的指證。至於末一句，更是直接、明確出現了“天人之分”的提法，還用明乎此就是至人的論斷來肯定和讚揚這個觀點的正確與偉大。——“常”本有常規、綱常義，荀子用來描述“天行”，當然相當於今天說的“規律”了。這說明在他心中，規律就是事物運動、變化中的不變的、恒常的東西；後兩句顯是申明這規律對人來說具有客觀性(“為”在這裏可以理解為“因為”，也可訓作“為了”)。憑著這兩點，荀子這句話被當做表達了唯物主義觀點的名言，常被引用來說明什麼是唯物主義，或證明中國哲學也有著“唯物主義的傳統。請注意：荀子說的“天”大體上有兩個意思，一是與“社會”對言，相當於今天說的“自然界”，此節論述的就是這意義的“天”，因此，“天行”不僅是指日月星辰的運轉、風雨雷電的變化、四季寒暑的更替，也包括了地上植物的生長、動物的繁衍以及地震火山的發作等等；二是與“人為”對言，即是“先天決定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意思，他所謂的“天官”、“天情”中的“天”字，就是這含義。
2.頭三句隻是擺出不可否認的事實，為下麵的議論提供前提。所以下文不是對之作論證，而是說：“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我感到這兩句來得突兀，一定是中間跳過了一些應說而未說的意思，即荀子的思路是先提問：麵對“天隻按它自己的規律運行”這個事實，人該如何應對呢？可這問題沒有說出來，他就做回答了，那就是這兩句。兩個“應之”句中的“之”字無疑是指代“天”，也即“天行”。怎麼把“治”、“亂”扯進來了呢？我的理解是：荀子既然把結果相反的兩種應天方式(或者說態度)都稱之為“應”，這個“應”字就是中性的，是“應對”、“對付”的意思；所以他說這兩個“應之”句的時候，還不直接是教誨該如何應對天，質言之，這兩句與其說是對“如何應天”的回答，不如說是對於人類過去實際采用的“應天方式”的回顧、檢討、概括和總結，並且蘊含一個意思：這兩種方式的對立，乃根源於人們對於天人關係的認識的對立，“則吉”和“則凶”不過是同時交代說，二者的效用、結果也是對立的，相反的。因此，這裏的“治”、“亂”二字仍然是指的社會政治局麵，不過又把君主實行的政策舉措，看作是他實際踐行的“應天方式”了。所以“應之以治則吉”，展開來說是：采用其結果是導致國家得治的方式去應對天行，那就意味著吉祥(這吉祥自是指“效果好”)；“應之以亂則凶”應仿此理解。注意：因為這是在講“應天”，所以才用了吉、凶這樣的詞語。讀者或許會問：按你這理解，這兩句豈不等於說“治則吉，亂則凶”，不是廢話了嗎？對此，我的回答是：原文本來就是你這理解下的“廢話”，所以我理解得一點沒錯；但更要緊的是，荀子正是用這樣的說法、“廢話”來告訴人們和君主：國家的治亂完全取決於當權者實行的政策舉措，同“天行”沒有必然聯係，所以隻須求治避亂，不得把亂和凶的原因與責任推給“天不作美”；換言之，你在把國家引向大治，你也就是在正確地應對天，從“應天”方麵看，可以預言“吉”；相反，你的政策舉措若是在把國家推向動亂，你的“應天方式”就也是錯誤的，必然不能避免和降低天災的危害，即“凶”。這樣看，還是廢話嗎？不更要說這是發人深省的警句嗎？我敢說，這樣理解，才讀懂了荀子這兩句話，如果也用上“合一”這個詞的話，那麼可以說，荀子是用這樣兩句話宣布他的觀點和主張：應天的正確方式和待民的正確方式是合一的。
3.從“強本而節用”句起，到“襖怪不能使之凶”句為止，是陳述作者認定為正確的“應天方式”及其效用，細心一點就會看出：頭三個“則”字句都是針對天的某種可能的破壞作用而發，即都是說：隻要你怎樣做了，天就在這個方麵奈何不了你；頭一“故”字引出的三句，則不過是依次對前三句的結果分句(“則”字後的部分)做解釋性的補充，完全可以分別插在前三句中的“則”字後麵的，例如兩組的頭一句可以合並為：“強本而節用，則水旱不能使之饑：天不能貧”。從“應對”方麵看，這無異於說：天可以通過澇旱災害使你歉收以致饑、貧，但你可以用“強本”(指加強農業建設)和“節用”(指厲行節約)去對付它，而結果必定是你勝它敗，亦即“吉”。另二組應仿此理解。毫無疑問，從政治的角度看，這種應天方式必定是把國家導致“治”的局麵，“正確地應天”和“爭取國家大治”，簡直是一回事。惟其如此，所以前文概括為“應之以治則吉”。從思想理論方麵說，這裏闡發的明顯是一種曾經稱為“人定勝天”的思想(荀子表達為“製天命而用之”)。——“養備而動時”，是說衣食等保養身體的東西齊備了，各項活動又進行得合理及時；“循道而不忒”句中的“道”字是在最一般意義上使用的，即是兼指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忒”是差錯義；“襖怪”是指“妖怪”，即是泛指類似人禍的自然災害。
4.從“本荒而用侈”句起，至“襖怪未至而凶”句止的兩組六句話，是對比地講不正確的應天方式及其“凶”的結果，故同前兩組六句話，結構基本相同，意思恰好相反，應該很好懂的，就不必解說了(“罕”字可能有誤。“倍”通“背”；“薄”是迫近的意思)。結尾幾句，是先對上述兩種對立的應天方式必然導致對立的結果，從理論上作歸結說：(由此可見，一個國家)遭遇的天時和國家處於治世時期的天時相同，蒙受的災禍卻比那個時期大得多，這不可以埋怨天，乃是當政者采取的“應天之道”也即治國之道造成的啊。最後作最高概括：因此，明乎天人之分，才可以稱為至人。——可見荀子是個明明白白的、自覺的天人相分論者。毫無疑問，在他那裏，這個觀點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方麵，即直接是為他主張的政治行為亦即治國之道做論證的。
5.對於本節中的“治”字，注家們多注釋、翻譯為“正確的措施”或“導致安定的措施”(把“正確”、“安定”換成反義詞，就是“亂”)，這從訓詁上說毫無根據，但從體認原文的角度看，可說“方向上對了”，特別是用上“安定”一詞，更接近於正確的理解了，因為“安定”很接近於“治”。可惜的是，他們都終於沒有想到，荀子是把“正確地應天”和“爭取國家大治”，看作簡直是一回事，他乃是從這個立場、角度說“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的。
2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1.這段話同上文有聯係嗎？是如何聯係的？這應該是個問題，但我未見有人明確論及過。我認為，這是承接著上節末句說下來的，即是對“至人”作描述。至人，在《莊子·逍遙遊》中有過論述，最有名的是這三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從字麵上說，“至人”當是指達到了做人最高境界的人，莊子大概就是據此把他同神人、聖人並列的，或者認為至人、神人、聖人“三位一體”。荀子心中的至人是怎樣的？“天有其時”之前的幾句，似乎就是他給至人下的“描述性定義”，意思是：不具體去做什麼就真正成功了，不刻意求取什麼就完全得到了，這就叫做“天職”；一個人要是能夠恪守天職(“如是”)，那麼，他遭遇到的事情即使意義深遠，他也不會對之有所圖謀；即使影響廣大，他也不會去對之進行幹預；即使十分精妙，他也不想對之細加審察：這就叫做不同天爭搶職能。這明顯是說，“其人”，亦即至人，是無為的，就是說，他沒有非怎樣不可的個人欲望(用莊子的話說是：“聖人不從事於務”《莊子·齊物論》)，因此，他決不、也無須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外物，迫使它朝某特定的方向變化，他可以並且總是對外界抱著“不慮、不能、不察”的態度。這也正是老子和莊子筆下的聖人形象。於此可見，荀子也吸收了老、莊的道家思想的。注意：“不加能焉”句中的“能”字是“力”的意思。——我這翻譯無疑是建立在我對“如是者”句的上述理解的基礎上，注家們多把“如是者”含混地譯作“像這樣的情況”，對後文的解讀也就不明不白，但當然不像是我這翻譯所體現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