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二段的第二層意思是對進入“大清明”境界的人做描述、讚揚、歌頌，是說：任何東西，隻要有所表露，他就不會看不到；隻要看到了，他就不會不加評論；隻要評論了，他就不會有失準確性。他坐在屋裏就能看到整個天下，生在當代卻能評判遠古。對任何事物，他粗看一下就能知道它的本質；對一個社會，他考察一下它的治亂情況就能了解它的法度。他既能從宏觀上經緯天地，又能在微觀上控製利用所有個別事物；因為掌握了全局性的大道理，他對整個宇宙都了如指掌了。寬闊啊，廣大啊，誰能指出他能力的界限？浩瀚啊，廣大啊，誰能說明他德行的深厚？他的思想千變萬化、紛繁複雜，誰能知曉他到底怎樣表現？他的光輝與日月齊明，他的精神充塞了四麵八方極遠的地方。這樣的人才叫做偉大的人，這種人哪裏還談得上有蔽呢？——如此翻譯估計沒有大錯，但當然可以大加修改，這種抒情詩一樣的文字也很難有“達詁”，我也就不做解說了，隻說一點：有些注家沒有看出，從“萬物莫形而不見”句起，已經是描述處於“大清明”境界的人了，因而把這以後的話仍然當做“敘事而非講人”的文字來理解，他們給出注釋和翻譯會錯得怎樣，可想而知。
4.荀子的這段話，特別是他關於心知“道”靠的是“虛壹而靜”的觀點，以及對這個觀點的表達，讓我想起《老子·十六章》頭兩句：“至虛，極也；守靜，督也”，那也是講的得道之人認識“萬物”的方法、途徑，按我的理解，意思同此節陳述的荀子的“識道法”，十分相近；兩位思想家對得道之人的讚揚，也是非常一致的，這有《老子·四十七章》為證，那裏也說得道之人“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於牅，以知天道”。因此我要說：在認識論方麵，荀子是受了老子很大影響，繼承了老子的基本觀點的。馮友蘭先生也認為，“這裏表明荀況所受稷下黃老學派的影響”，並且作了頗為詳盡的分析(見704頁)。
9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雲，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雲：“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讚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
1.本節是講心的獨立自主性。上節頭句說“以心知道”，即人認識“道”靠的是“心”，這個觀點很重要，可說是荀子的認識論的基礎；但是，如果心沒有自主性，而是聽憑某個東西的擺布，這個基礎就不牢靠了；因為這一來，認識之最終決定者就要歸結為“那個東西”，心不過是起中介、工具的作用而已。情況究竟是不是這樣呢？這一點更為重要，是必須予以說明的。因此，在講了心是怎樣認識外物的，還指出了人隻要做到了“虛壹而靜”就可以達到“大清明”的境界之後，為了避免懷疑，樹立起對於“知道靠心”這個觀點的信心，就又回頭來對這問題做個補充交代。——我以為，這是荀子寫作此節的用心和目的所在。
2.所以本節開頭就說：人心不僅是人的身軀(“形”)的統帥(“君”)，並且是人的思想、精神(“神明”)的主人，亦即主宰者；換言之，人心隻發出命令而不接受任何命令，它是自己約束自己和自己支配自己，是自己決定拋舍什麼和自己決定索取什麼，是自己行動起來和自己停止下來的。因此，對嘴巴，你可以強迫它沉默或說話(“墨”是借作“黙”，“雲”是“黙”的反義詞；“劫”是威逼義)，對身體，你可以強迫它彎屈或伸直，但對心，你不可能強迫它改變想法，它認為什麼對就接受，認為什麼錯就拒絕。做了這種淋漓盡致的申述之後，才直接針對上述可能發生的懷疑，借用別人的話結論道：人心在接納、確定其思慮的時候，它的選擇是不受外物限製的，必定隻以它自己的想法為標準；它物色的東西雖然繁雜而廣泛，但它一旦鍾情於某個對象，就會對之專心致誌，決不三心二意。——第一個“故曰”引出的幾句，注家們的理解分歧極大，我不介紹了，隻說明我的看法：“心容”的“容”是動詞，收留、容納義(賓語省略)，因此後文才談得上“擇”；“無禁”即不受限製；“自見”就是“見自己”，此處當是“以自己的想法為標準作取舍”的意思；“其物也雜博”句是講“擇”的結果，故其中“物”字是動詞，而且理當是“擇”的同義詞，所以我認定是“物色”義；這樣，末句當然就是其字麵義，不必另行索解了。
3.“頃筐易滿也”以後的話，是說：斜口筐(畚箕之類)是容易裝滿的，卷耳(一種可食用的植物)是容易采到的，但不可以因此就三心二意地呆在大路上(不去采摘)；所以說：心有旁騖一定得不到知識，居心不正則形成的想法不會精當公允，想問題要是三心二意，就會對得來的認識心存疑惑，很沒有把握(“枝”、“傾”、“貳”都是動詞)；依靠道的指引和幫助去認識問題，那就萬事萬物都了然於心，還能身體力行地去實踐認識了的道理，那就達到完美的境地了；但還須注意，既然對任何一類事物的正確認識，都不是憑著三心二意的不認真的態度就可以達到的，所以真正的聰明人考慮問題時，總是不但每次都隻求解決一個問題，而且對這一個問題也必是專心致誌地去進行探討的。——對這段話的注釋、理解、翻譯，分歧就更大了，有些注家給出的譯文簡直讓人莫名其妙；我也不敢說我這翻譯毫無錯誤，但相信能得到大體無虧的評價。隻想交代三點：①“以讚稽之”句的“讚”是導引、輔助義，“稽”是考核、治理義。②“身盡其故則美”句中的“故”字，是指特定事物的事理、規律(《易·係辭上》有“是故知幽明之故”句，後一“故”字就是此用法)，其中的“盡”字通“進”，所以“身盡其故”是說親自奉行、實踐那道理。③引詩(出自《詩·周南·卷耳》)，但內容不能拿來作為“心有獨立性”的佐證，可以不予理睬。
4.最後還說兩個意思：其一，荀子這樣論證、強調人心的獨立自主性，是為了什麼？就是說，除了我開頭說的那個理論上的需要之外，他還有實用的目的嗎？我以為有，那就是他也有個孔子表述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的觀點(《論語·子罕》)，他也想為這個“英雄氣概”提供一個理論根據，於是特地來加以論述，結果就是這一節。其二，荀子如此確信、論證人心的獨立自主性，明顯隻是著眼於個體的人對於某特定事物的認識、見解，並且是脫離他的全部實踐活動而孤立地看待他“此時此地對此事”的想法；如果他想到了，一個時代的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必定會有某些共同的想法，以及處在某個實踐過程中的個人考慮問題，作觀點、主張的選擇時，必定常常會感到“身不由己”，實乃“心不由己”，他就一定會有條件地承認“人心沒有獨立自主性”，亦即認可這個獨立自主性是有限的、相對的吧？所以，要我給荀子的認識論寫鑒定意見的話，將是這樣兩句話：從他相信認識的對象是獨立於主體的客觀存在物來看，他堅持了“反映論”；從他過分強調人心的獨立自主性來說，他沒有實踐的觀點，因而也就缺少辯證的觀點。馮友蘭先生在征引本節開頭幾句後評論道：“照荀況的這個說法，心的領域好像成了一個不受任何影響的獨立王國。這顯然誇大了心的作用。這和他的政治思想強調君權的重要是相聯係的。”(708頁)這說得非常中肯。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會影響他的學術觀點，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0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讚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讚稽物則察；以正誌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1.這段話的意思同“蔽”和“解蔽”沒有直接聯係，如果說有，那就得理解為這是教人去除一個特定的“蔽”，亦即明確一個具體問題：必然是不懂某行當的人去管理、役使精通那行當的人。論述的順序是先舉出事實情況：管理農、商、工的官員都不是實際從事農、商、工的人(“田師”是指管理種田人的官員，“市師”、“器師”可仿此理解)，還有人這三種行當他都不會，卻可以讓他去治理、領導這三類官員；然後據此得出結論說：可見人是各有所精的，有精於道的人，有精於物的人；精於物的人隻是直接支配、改造作為他工作對象的事物(“以物物”的“以”是副詞，相當於“惟”、“隻”；“物物”的前一“物”字用作動詞，支配、改造的意思)，精於道的人則是通過前者去支配改造事物。最後說：所以君子隻專心於道，用道來幫助自己治理人事；專心於道就能認識正確，用道來幫助治理人事就能達到明察(“以”的賓語是“道”)，用道來端正自己的思想(“誌”)、行為(“行”)、認識活動(“察”)和定罪決定(“論”)，那就一切都治理好了(“官”通“管”)。——前麵幾句比較好懂，隻須注意：“兼”是和前句的“以”對言的，即是“以”的反義詞，所以該句是說精於道的人(官員)同時還“物”人。“故”字引出的末幾句，我的翻譯又獨樹一幟，最主要的是我認為“以正”句中的“誌行察論”四字乃聯合結構，一起作“正”的賓語，其中的“論”字是“討論罪行”也即“定罪”的意思(《史記·孝文本紀》：“今犯法已論。”其中“論”字就是定罪義)；注家們把這個“論”字訓作“道理”或“言論”，自然弄不清這四字的結構，也就無從做出正確的解讀，以致做出的翻譯簡直令人莫名其妙了。還說一句：我想到這個“論”字該是“定罪”義，是因為這是在講君子“壹於道”就會怎樣，而君子的職責是管人，常要給人定罪的。
2.這裏我又要說：從社會分工的要求看，荀子認為必有“以物物”者和“兼物物”者這樣兩類人的分工(按孟子的說法，就是必須有勞力者和勞心者的分工)，那是無可非議的；至於後者成了前者的統治者、壓迫者，而他實際上是為後者張目，隻承認統治者是得道者，要求把這個人類不平等的製度合理化、合法化、永恒化，則應歸結於“時代使然”，不必說成他的錯誤；但他開頭列舉那樣三個事實情況來，明顯是視之為自然而然的現象，似乎根本不必、不能追問那局麵的形成是否也有社會的原因，從而也就把一個人在社會分工中的地位看做是他的不可移易的宿命，這就不對了，就要說是他的“蔽”了，因為按照他在《榮辱》篇申明的“凡人有所一同”，特別是“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蹠，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的說法，他本來不應該抱持這種宿命論觀點的。這裏，該說是他的立場影響了他的學術思想，還是該說我的上述解讀中存有某種誤解，因而我的這個責難其實不能成立？這，請讀者幫我考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