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儒家的學說，作為一個老板，自己首先要“正”，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所謂“正”就是一切行為都要合符“禮”的規定，用今天的話來說，必須要遵守黨紀國法，按規章製度辦事，不能假公濟私，以權謀私。孔子還說：“克己複禮為仁’，隻要自己克製自己的私欲，按照“禮”的規定行事，就算是合乎仁了。這樣你就有感召力和號召力，你的意圖就能得到很好的貫徹。這就是孔子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相反，如果老板、老板“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是因為自己失去了威信，失去了號召力。由此看來，老板的行為是否合符“禮”的規範，具有重要的意義。
老板、老板對職工除了要有仁愛之心、尊敬之心，還要教育職工樹立社會公德，遵紀守法，遵守工廠和車間的製度。通過道德教育，通過企業理想、企業精神、職業道德的教育，提高職工的道德自律和行為自控；通過廠規、紀律實行他控，自控和他控這兩個東西，在企業管理中是缺上不可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人的道德自律、行為自控能力的差別。這是因為人的文化教養的不同、人生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不同、追求目標的不同，因而必然存在差別。為了達到一個企業內部的和諧、協同和行動的一致，除了通過道德的自律、自控之外，就必須要用紀律進行他控或強控。古代的“禮”，具有自律和他控的功能。在今天，進行他控的就是紀律，由紀律規定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行為規範，當然這樣的他控也是應該以道德的自律為其基礎的。
總之，儒家“禮”的這個範疇以及由這個範疇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其中具有許多合理的成分，這些合理的成分不論對於一個公民，還是一個職工；不論對於整個社會，還是對於一個企業的老板來說，都有許多值得吸取和借鑒的東西。
“動之以情”和“悟之以理”
企業經營和人生經營是相通的。不企業還是人生，隻求獨善其身，便無法真正地求發展。不存仁心者，便無法認真地經營事業。
若是由孔子來看，所謂的經營，實際上便是一種掌握人心的過程。由於老板皆是有感情的人類，隻要“動之以情”，常常能收到極好的管理效果。
“悟之以理”是經營管理中的教化活動。
即使在同一個經營情況下，由於人的不同，而能悟出各種不同的道理。一個賢明的老板，先修身，再以道理教化員工，以理來使役員工。在儒教文化圈裏，日本是首先成為先進國家的。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後，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他們一個共同特點是有效地利用了儒教文化社會秩序中的合理成分，把經濟發展的理論，用本國傳統文化（即儒教文化）消化吸收，合理使用外國援助和本國的人力物力，從而獲得經濟發展的成功。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成功，還有一個不約而同的主導思想，是道德，強調了人的因素，不僅僅是人的數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質量，也就是現實的文化水平問題。經營老板的文化素質固然重要，而企業員工的文化素質也是不容忽視的。
孔子在《禮記·仲尼燕居篇》中說：“製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乎人。”這裏所說的“禮”是中國政治製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經營法則，便是孔子禮的表現。施行時必須合於道理，適乎人情，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樣，便不能成禮。
嚴格執行製度，上下有序
孔子崇尚周禮，把周朝禮儀視作神聖加以維護。後世不少人對此大加攻擊，認為孔子維護舊製度，屬保守頑固。殊不知，在周天子失去羈約，諸侯競逐的混亂局麵下，維護最高原則對於安定天下顯得有多重要。今天，人人都懂沒有安定的社會，就談不上發展。回顧孔子對周禮的維護，使人感到孔子渴求安定平和的願望十分符合大眾心理。現代老板無論從事何種行業，莫不希望運轉有序。確立嚴密的管理製度，是達到有序運行的保證。嚴格的規章製度就如同孔子所堅持的周禮，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應有明確規定，使員工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把鬆散的群體結構成精密的機器，統一行動，統一意誌，達到有序運轉，產生最佳效益。著名的“泰勒工作法”把工廠流水作業過程分解成若於機械式動作，員工按“最簡單原則”進行操作，減少一切多餘動作，成為現代工業生產的楷模。這樣做，似乎限製了個人的自由權利，但卻為人們接受，因為高效益必然要犧牲個人的自由，這是顯而易見的。
國有國法，行有行條，家有家規。自然界受進化法則支配，人類社會有規章製度約束，事物由無序到有序，均不能脫離規章製度的羈束。老板一旦確立了規章，便應嚴格執行，不可廢弛。日本東芝電視工廠規定員工入廁不得超過3分鍾，看似不近情理，但卻保證了生產流水線暢通運轉。孔子堅持祭祀樂的等級規矩，看似迂陳，卻是引導人們有章可循，確保了社會穩定，可謂用心良苦。儒學能成為中國國學，曆代統治者奉若神明，與孔子的嚴格等級，執法不苟，作風嚴謹的精神大有關係。如今，儒學在東南亞受到歡迎，被人們應用於政治、經濟、外交諸領域，足見其實用價值。老板能從中悟到某些訣竅，為我所用，必大受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