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誌者立常誌，選準一個目標，就鍥而不舍地走下去；無誌者常立誌，看似雄心勃勃，實則朝秦暮過，終至一事無成。
欲速不達
粗看起來，“欲速不達”與“過猶不及”還頗有相似之處。它們都強調一個適中，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不夠不行，過了也不行。怎麼找準一個中間點，這個中間點在那裏，則需依時而變，據情而定。這就是孔子哲學，“中庸之道”就是許多事情的最好方案。下篇我們就來講中庸之道，這裏先且按下不表。
且說當年孔子的學生卜商（子夏）將出任宮父宰，向孔子請教為政的道理，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這裏的“大事”指長期的戰略目標，“無欲速，無見小利”，則是告誡子夏不可急功近利。
為什麼要“無欲速”呢？既然是長期的戰略目標，必然需要長時間的醞釀和實施，需付出艱辛的努力，絕非三兩日一氣嗬成。它需要各方麵的主客觀條件，而這些條件並不是“萬事俱備”唾手可得，需要去創造或完善這些條件，這些也都非朝夕之功。如果急於求成，對實現長期目標缺乏耐心和毅力，不待時機成熟就輕率行事，不但目標難以達到，而且還易前功盡棄，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曾盲目地提出用15年就可以超英趕美，“多快好省”地建設新中國，結果欲速則不達。我們許多倒閉的國企，不也是這樣嗎？經濟效益上剛有點起色，便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盲目求大求全，把攤子鋪得老大，看局麵不好時想收手也來不及了。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那麼為什麼要“無見小利”呢？“誌當存高遠”，既是成“大事”者，實現長期戰略目標所追求的應是大利而非一些蠅頭小利。為了贏得這種大利，往往需要舍棄一些小利，有時還須付出相當代價，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如果斤斤計較於小利，必然分散力量，甚至會因“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被眼前小利蒙住了眼睛，從而迷失了大的方向，造成戰略決策總體上的失誤。
管理應著眼於長期的戰略目標，不可一味急功近利，這是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原理。它不僅運用於政治、軍事管理，對經濟管理同樣適用；它不僅對客觀的經濟調控有用，而且對微觀的經濟管理也同樣適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管理乃至一個企業的經營管理都應該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戰略發展目標，並為實現這一戰略發展目標而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非常明確，那就是要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為了這個目標，我們既要勇於開拓，也要穩紮穩打；既要追求一定的速度，但更要效率，著眼於可持續發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式的夢想與實踐，我們是再也折騰不起了。
還是來看看企業界一兩個經典案例，或許對我們不無啟發。在20世紀50年代時，世界上能夠生產電視機的還不多，美國市場上的電視機全是本土產品，而日本的電視機業才剛剛邁開蹣跚步伐，其技術也都是從美國引進的。20世紀60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開始小心翼翼地窺視美國的電視機市場了，那時在美國人心目中，“東洋貨”不外乎就是“劣質產品”，還很難與美國貨一決雌雄。但“索尼”不急，終於還是找到了可乘之機。當時美國人隻生產擺放在客廳裏的大型電視機，因嫌小型電視機利薄而不屑一顧，索尼公司便伺機出擊，開始生產30．5厘米以下的小型電視機，並以暫用美國銷售商的銷售渠道和品牌的方式進行突破。不想此舉大獲全勝，日本企業又升格為正麵進攻，生產30．5厘米至47厘米的電視機，並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到了1972年，就更不得了，索尼、東芝、日立等日本公司以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向49厘米以上的彩色電視機發動總攻。若幹回合下來，美國的電視機企業節節敗退，不得已求助於非競爭性武器，尋求貿易保護來進行抵抗，這就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策略的巧妙運用。可以設想一下，若索尼等日本公司想一蹴而就直接攻擊大型彩電市場，必會碰得鼻青臉腫。
因此，企業在向一個新的市場進軍時，必須細分市場，要找到打入這個市場的突破口，而不能直接同實力強的競爭者爭奪市場；另一方麵，要處理好長期目標與中短期目標的關係，要在具體的市場運行狀況下製定相應的中短期目標和極應策略，循序漸進地向長期目標邁進。
中庸之道其實是要求人們言行要不偏不倚，不走極端。有人卻認為是平庸哲學，不求進取，但這實在不是仍學先賢的本意，怪就隻怪那些人學習先賢不到家，以至於厚誣古人。
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