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亭一戰，羌兵損兵折將，元氣大傷，從此再也沒有騷擾武都郡一帶。
明朝時，皇帝派禦史韓雍到江西考察。當時，皇帝給遠在江西的一名宦官發了一份詔書，地方官誤以為是給自己的，所以打開了封誌。誤拆封誌的地方官知道自己惹了禍，連忙向韓雍請教解救的辦法。韓雍想了想，讓地方官宴請那位宦官，然後由他出麵將此事化解。
次日赴宴之前，韓雍讓手下人偽造了一個封誌，把詔書裝了進去，然後送給他特意找來的一個郵卒，自己則懷揣真封誌去赴宴。當宴會進行到麵紅耳熱的時候，事先安排的那個郵卒拿著假封誌進來，並把它交到韓雍手裏。
韓雍從容地拆封，打開詔書看了一眼，臉色一變，斥責郵卒說：“詔書不是給我的，你怎麼如此馬虎！”在給詔書套封誌的時候偷偷地“調包”，將詔書套進懷中的真封誌中。這一切都沒有被宦官和其他人發現。在宦官看詔書時，韓雍大罵郵卒失職，並向宦官表示歉意。宦官見禦史大人如此認真，反過來為郵卒開脫，大家接著飲酒，歡歌達旦。這件麻煩事就這樣被搪塞過去了。
做事應該順其自然
世界上有些事情，越是急切地想解釋明白，越說不明白，所以就不應急於表白，或暫時不表明，時間長了，頭腦冷靜之後，或許自然清楚，千萬不要因為急躁反而加深誤解或造成怨恨；世上有很多人，你越是急切地想拉他跟隨自己，他越是不月民吠，那就不如讓他自由發展，這樣也許他慢慢覺悟過來，自然順從你，千萬不要因勉強而增加他的逆反和固執。
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操之過急。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可見，一個人做事如果操之過急，就會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說，時間放長一些，等頭腦冷靜下來再處理，往往效果更好。
公元前613年，楚莊王即位。即位三年，從不過問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獵遊樂與酒色歌舞之中。
即位三年，也沒有發布過一個號令。他隻規定：“有人敢向我進諫者，斬首無赦。”因此三年來也很少有人進諫。大夫伍舉見朝政日益腐敗，就冒死進宮見楚王。隻見楚王左抱鄭姬，右摟越女，周圍排列樂隊，正在調笑聽音樂。莊王笑問：“你是來喝酒的，還是來聽音樂的？”伍舉說：“都不是。有件事我不明白，特來請教。”伍舉說：“附近大山有隻美麗的大鳥，三年不飛，也不叫，不知是什麼鳥？”莊王說：“這不是一隻平凡的鳥。三年不飛，飛必衝天；三年不叫，叫必驚人。你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過了幾個月，莊王荒淫無度的生活更加嚴重。大夫蘇從入宮進諫。莊王問：“你沒有聽到我的戒令嗎？”蘇從說：“我身居高位，怕死而不敢指出君主的過失，那是不忠。殺身以明君，是我的願望。”
楚王聽了，幡然起立，即令撤去歌舞，臨朝聽政。
於是，楚王把在這三年中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幾百人清除、處死，把忠於職守、清正廉明的幾百人提拔重用，任命伍舉和蘇從主持國政。楚莊王親政後，政治清明，百姓高興。就在這一年，興兵滅庸（今湖北竹山）：莊王六年起兵攻宋，獲勝，繳獲戰車五百乘。從此，楚國的勢力迅速向外發展。
楚莊王“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故事，說明了凡事不能操之過急。如果在別人根本不願服從的情況下，倒不如暫時放縱他，以免使他更加專橫和固執。楚莊王的大臣伍舉和蘇從就是在成竹在胸、腹有宏圖的情況下，勸諫楚莊王，而使楚莊王成為諸侯的一代盟主，成為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人適其位位得其人
儒家重視人才的作用。《論語·泰伯》說：“舜有巨五人而天下治”，孔子將其視作無為而治的典型，但前提有“五人”的輔佐。但“伯樂難覓”，千裏馬雖有又何益焉，還需講求識才之道。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千裏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作為企業老板，首先要有一雙伯樂的眼光，把人才放在合適的位置上。
任人唯賢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難致治”。此語出自《貞觀政要》第十七篇，意謂一個國家要治理好，必須任人唯賢，用其所長，否則難以治理好國家。人才對企業興衰的決定性影響，我們已反複提及。怎樣識別人才？不僅聽其言，而且觀其行，不為耀眼的文憑和浮誇的口舌所惑。怎樣用人呢？“用人所長”，“適才適所”，根據個人的特點，把每個人都安排到最能發揮他最大潛能的位置，實現人力資源的最佳配置。其實歸結到一點，就是任人唯賢。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不妨把儒家用人之道與企業管理的結合點作一個全麵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