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機關上任的新官把三把火燒成燎原之勢，大刀闊斧，撤換班底，推行改革。但因年輕氣盛，不肯聽他人意見，遭到抵製，整個管理成了他的獨角戲。別人非但沒有發揮作用的餘地，反而被他視為障礙。最終曲終人散，掛印走人了。由此可見，做老板有時也應注意管理的策略。
管理最常見的毛病是喜歡求全責備，表現為對人要求過嚴，希圖“完美”，容不得別人半點缺點，見人一“短”，即不及其餘，橫加指責，不予任用。求全責備常會壓抑人的工作積極性，阻礙人的智能的充分發揮；它使人謹小慎微、不思進取；阻礙人的創造性思維與創造性想像力的發揮；它使工作人員缺乏活力，“死水一潭”，缺乏競爭能力和應變能力；它造成人才尤其是優秀人才的極大浪費，因為，任何人總是有短處，甚至是有錯誤的，必受求全者的種種非難，因而使許多人難以得到啟用。其實，水過於清，魚就難以生存。同樣道理，老板幹部在判定一個人才時，如果拘泥於細枝末節，就不能找到堪當大任的有用之才。
人才與普通人的區別，並不在於沒有缺點，而在於缺點與優點相比，短處與長處相比，僅屬於次要的。因此，判斷一個人是不是人才，就要從大局總體著眼，隻要大節信得過，小節則不必斤斤計較。
春秋戰國時寧戚是衛國人，在牛車下向齊桓公討飯吃，敲著牛角唱了一首歌。齊桓公感到他不是平凡的人，準備起用他管理國政。群臣說：“衛國離齊國不遠，可派人到衛國去調查一下寧戚。果然是賢才，再用他也不遲。”齊桓公說：“去調查他，就可能知道他的一些小過失而對他不放心。因為小過而丟棄了人才，這是世上的國君所以失去天下人才的原因啊！”於是，便封寧戚為上卿。
戰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他的朋友鮑叔牙對此深有感觸。鮑叔牙和管仲一起做生意，管仲經常多分給自己錢；管仲三次參軍作戰，三次逃跑；鮑叔牙與管仲辦事，他也出過不中用的主意。但鮑叔牙以為，這都是小節，從總體上看，管仲具有經天緯地之才，是個做大事的人才。齊桓公對管仲的認識，也是如此。齊桓公和他哥哥公子糾爭奪王位時，管仲曾用箭射傷過他。後來，公子糾被齊桓公殺死，鮑叔牙推薦管仲為相，齊桓公不同意。但當鮑叔牙說明當初管仲用箭射他是各為其主，不應揪住不放時，便原諒了管仲的過失，而從總體著眼，任管仲為相，結果終生受益。
從另一個方麵看，老板常犯的錯誤是尋找“足赤之金”，結果往往因小節之失，丟棄了有用之才。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就犯了許多這樣的錯誤。他為人“端嚴精密”，但由此產生出一個弱點，凡事求全責備。他識人用人，總是“察之密，待之嚴”，追求完人，對那些有些毛病和不足，而又有一技之長的雄才，往往因小棄大，見其瑕而不見其玉，或者棄之不用，或者使用但不放手。比如，魏延這個人物，有勇有謀，諸葛亮一直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點，懷疑他政治上有野心，用而不信，將其雄才大略看做“急躁冒進”。還有一個劉封，是一員猛將，可他認為“剛猛難製”，勸劉備把他除掉了。諸葛亮這種求全責備的用人方法，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果，那就是人才空虛，他不但不能像劉備那樣，武有關、張、趙、馬、黃五虎大將，文有龐統、孔明等舉世矚目的高級智囊，人才濟濟，就連一個稱職的繼承者都沒有選拔出來。蔣碗、費禕、薑維，相繼無所作為，最後，反倒被黃皓、譙周之流小人所製。西蜀後繼乏人，終被人所滅。
早在諸葛亮之前的漢人任尚，也犯過這樣的錯誤。在任尚之前，班超久在西域，後來，朝廷召回班超，讓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任尚對班超說：“您在外族之地多年。現在我來接替您的職務。我任重而學淺，請您多多指教。”
班超說：“塞外的官吏士兵，本不是溫順的，都是犯了罪流放到這裏的。這些外族人，懷著鳥獸之心，難以收撫。你的性子過於嚴厲急躁，水至清則無魚，處理政事過於精細嚴苛，反而難以知道真情，也得不到下麵的擁護。應當平和簡易，對別人的小過失盡量寬容，隻要把握住大的原則就行了。”班超走後，任尚私下裏對他的親朋說：“我還以為班超有多高的謀略呢？聽他一說，也很平常。”
任尚在西域度過幾個年頭之後，西域反叛，班超的話得到了證實。
任尚的失敗告訴我們，追求完人，不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反倒激化老板和員工之間的矛盾，使彼此處於對立狀，其結局是老板成為孤立無援的孤家寡人。這樣的老板結局肯定是悲慘的。
世上沒有人是完美的
在我們的周圍，有許多人都覺得別人發現自己的不足，機遇就會泡湯。因此，他們處處謹小慎微，惟恐哪裏有所疏忽，泄露出“自己不完美”這一事實，與自我暴露者的高風亮節相比，這種人的做法確實是很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