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需要的是民眾的敬愛而非敬畏，他必須具有創造福祉的能力並帶給民眾愉悅的生活。
這些從浩如煙海的企業人中摘取的零星言行，應該足可以讓我們理解孔子講老板“仁”的修養的那段文字，而更多的則是希望我們的老板能從中看到些於己有益的借鑒。
以義統利
儒學主張“以義統利”的管理原則，在義與利即道德和利益的關係方麵，儒家要求將義放在第一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義統利”的另一表述是“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孔子把義看做是人的立身之本，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應該“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義以為上”（《論語·季氏》）。孟子也主張先義後利，非義不取，他強調：“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孟子·萬章上》）。
儒學重義，自無疑問，但若以為他們主張不要利或忽視利，那就是天大的誤會了。孔孟都承認“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論語·裏仁》），都主張富民、惠民“因民之利而利之”。由此可見，儒家也是非常重視“利”的，更多的時候，“重利輕義”是針對統治者而言的，要求他們以仁義為重，不與民爭利。孔子就十分痛恨統治者為私利去搜刮民脂民膏，驅趕民眾打仗，他稱之為“苛政”，並說“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孟子把陷民於饑寒的統治者罵為“率獸而食人”《孟子·離婁下》）。他還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愛人者，人恤愛人”。這些話無不從統治階級立場出發，告誡統治者以民為本，重義輕利，體現儒家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
先賢尚且如此，我們今天的共產黨更應秉承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廣大人民謀福利，切實減輕人民負擔。“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作為一種道德聖人的規範與自覺，雖然不易達到，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任何利益的取得均不能以犧牲廣大人民利益為代價。
當然儒家也不反對謀取私利，因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正當的利益該取而不取，也是不義。孟子就說過：“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好其道，則舜受其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膝文公下》）不合道義的即使一筐飯也不能接受，合乎道義的即使像舜繼承堯的天下也不過分。這話準確地表述了儒家“以義統利”思想的內涵。
那麼，現代企業經營老板應如何處理義利關係呢？
老板需處理好企業盈利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社會為企業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資本和人力資源，使得企業能在社會中生存發展；同時企業的盈利必須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社會發展做貢獻，不能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汙染環境，從而損害社會利益。在這裏“義”和“利”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老板需處理好與商業夥伴的關係。企業處在殘酷的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相互間的理解支持和合作顯得尤其必要。但要獲得這種理解、支持與合作，必須靠企業的“投入”。而這種投人，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利他，應屬於“義”的範圍，隻有將這個“義”處理好了，才能為企業贏得經濟效益這個“利”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老板需處理好企業盈利與顧客利益的關係。追求利潤需占有市場，而是否占有市場的重要標誌即是否擁有顧客。離開了顧客，企業的經濟效益又從何談起。所以說“顧客就是上帝”。此話不假，隻有企業的產品、價格、質量、外觀以至售後服務為顧客所稱許，企業才能真正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從顧客那裏去取得“利”益。因此，企業要有“先予後取”的義利統一觀念。先予，就是在調整顧客需求、購買動機的基礎上，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通過媒介廣告將產品的相關信息告訴顧客。同時應加強售前、售中和售後的相關服務，以最大限度的努力來刺激和滿足顧客購買產品的需要。這些對企業而言是“利他”的，不過，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利己”也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