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路費。
1923年春天，盛家的七小姐愛頤，在妹妹的陪伴下，穿一身旗袍，沒準還披著披肩，輕倩地站在杭州錢塘江邊上，觀一年一度的大潮。那時誰也想不到，這位晚清重臣盛懷宣的嫡親女兒，上海灘頂級豪門千金的內心深處，正經受著和眼前潮水一樣的波瀾。1923年，五四運動雖然退潮，但“五四”帶來的心靈衝擊，卻沒有散去，“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喊，像一則童話故事，激勵著紅男綠女們幻想並追逐屬於自己的“愛情”，就連盛家的七小姐也不例外。
盛愛頤遇到宋子文時，盛懷宣已經去世。宋當時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是標準的“海歸”，他在給盛家老四——漢冶萍公司的總經理盛恩頤當英文秘書。宋是十足的洋派，gentleman作風，彬彬有禮，鍾點掐得準準地來盛公館彙報工作，老板沒起床，他就在客廳裏耐心地等。落地座鍾，高級木質家具，空氣中混合著黃浦江的濕氣、檀香味和院子裏樹葉的味道，在盛家中西合璧風格的客廳裏，亦中亦洋的宋子文存在得恰如其分。盛老四遲遲沒出來，替母親打點一切的七妹倒先出來招呼客人。盛七落落大方地跟宋打招呼。他趕忙起身，四十五度彎腰問好，她嫣然一笑。
五官端正、留學背景、談吐不俗、頭腦機智、能力出色……綜合分數頗高的“鳳凰男”宋，很快取得了盛七的好感。可他們感情卻並不為莊夫人（盛七之母）看好：就算留過洋，他宋子文也隻不過是個秘書，他的姐姐宋藹齡，曾給盛家五小姐盛關頤當家庭教師。她找管家打聽，結果得到消息說，宋家是廣東人，他爸是在教堂裏拉提琴的。嫁去這等人家，在莊夫人眼裏，簡直就是“成何體統”！
1923年初，宋子文在二姐宋慶齡的引薦下，準備南下廣州，參與孫中山的革命政權。臨走前，他追盛七到杭州錢塘。錢塘江邊看潮的人熙熙攘攘，空氣中水汽味更重，有股腥味，江水在腳下嘩啦啦響。宋穿著西裝，皮鞋，一手大概還拎著皮包，另一隻手捏著三張船票。他想要盛家兩位小姐跟他走，做出走的“娜拉”。盛七靜靜立在江邊，背對著宋，再一轉身，禮貌地表示拒絕。臨別時，她拿出一把金葉子給宋，權作路費。
分別後，兩人境遇大不同。這邊盛七遭遇母親去世，財產官司，好在風雨過後，她依舊過她的豪門千金日子，她直到32歲才結婚；那邊宋子文與張女士喜結連理，並且一路高升，最終成了民國時代呼風喚雨的“四大家族”中的一員。當年的“鳳凰男”涅槃飛升，成為權重一時的人物，盛七有沒有後悔當初？不得而知。也許，對於出身豪門的盛七來說，抓住靠得住的金錢，未嚐不比抓住靠不住的男人明智。宋子文有三個女兒，名字裏都有個“頤”字。晚年盛七，身居鬧市，卻能獨享清淨，她練書法，抽雪茄，穿真絲睡衣，優雅地坐在窗口，看世間過往。身居浮華，享受浮華，看透浮華，也算一種難得的福氣。
風自十萬八千裏。
張愛玲童年時代就看《胡適文存》。《歇浦潮》、《人心大變》是拖出去看，隻有《胡適文存》是坐在桌前看，端端正正的。1944年她寫《詩與胡說》，起筆也是提到胡適——胡先生不甚成熟的新詩，究竟是現代新式的肇始。在後輩張愛玲看來，胡適是高的，遠的，不可觸及的，他們根本算是兩代人。在上海的時候，正當紅，她體會著民間的快樂，不曾想過自己的人生會與胡適這個大人物有交集。雖然胡適，在外國人看來，名氣沒有林語堂大。他牽頭引導的五四，張愛玲也隻是趕上了一個嫋嫋的尾巴，但多年以後，愛玲在美國見胡適，也還是如對神明。
愛玲的祖父張佩綸，當年幫過胡適的父親胡鐵花一個小忙。這在張家當然是小事，但在胡家，這件事卻值得一直記取。張胡算是世交。張愛玲的母親、姑姑和胡適打過牌，她們並沒有把胡適當做大人物，戰後報上登出胡適照片，笑容滿麵，笑得像個貓臉的孩子，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張愛玲的姑姑笑著說：“胡適之這樣年輕。”
胡適是文化圈內出了名的老好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叫法，流傳一時，就連張愛玲那麼清晰凜然慣了的人，也被胡適溫暖到。胡適先生，很像是一個知心的前輩，也像是剛下過雨的午夜時分，街角的一盞燈，總能給人一點薄薄的希望。1953年，美國頒布難民法令，張愛玲有心離開香港，去美國尋求發展。1954年秋天，張愛玲給胡適寫信，寄了本《秧歌》去。也許張愛玲都想不到，胡適給她回了信，言辭之懇切，真是能讓人感動得落下淚來。胡適把《秧歌》讀了兩遍，說張愛玲小說寫得成功，“平淡而近自然”，而且個別情節，胡先生還細致地點出來。他說要把張愛玲的書推薦給朋友看，也說想看看她的其他書。
要知道，彼時彼刻，實在是張愛玲文學上最迷茫的時候，離開了上海，到了香港，她寫的東西失去了許多讀者，生活又沒有著落。即便去了美國，那裏也是片文學的新大陸，“白而胖”的西方人，未必能像“白而胖”的上海人一樣歡迎她的小說——雖然她的英語很不錯。胡適的回信，是懇切的鼓勵，也是內行人的讚許，多少給冷了心的張愛玲些許鼓舞，她真是“高興到極點”，且“感到非常大的榮幸”。
到了美國，張愛玲跟炎櫻一起去拜見胡適。一進胡家門，她就有種時空交錯感，杯子裏的綠茶，胡太太的安徽國語，張愛玲都記得很清。她隱隱為胡適不值，包辦婚姻的太太，怎麼也不像她理想中的伉儷模本。張愛玲感歎，“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
感恩節那天，張愛玲出去跟友人吃烤鴨，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打電話來，約去吃中國館子。張愛玲沒能去成。炎櫻介紹她去職業女子宿舍住，胡適也去看她。臨別時，張愛玲把胡適先生送出大門，兩人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一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曠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地老是望著，看怔住了。”張愛玲微笑著望過去，隻覺得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深處吹來。
胡適曾為張愛玲作保。她要去薩克斯頓基金會住。回信的時候，他順帶寄回了她的那本《秧歌》，通篇圈點，還在扉頁上題字。誰看了也要感動。隻是，他們注定各自尋找人生。
不知什麼時候，胡適返回了台灣。又隔了好些時，胡適去世了，聽到噩耗，張愛玲隻是惘惘的。知音、故友、天涯淪落時的一個精神通道，忽然消逝，就仿佛太平洋的風，直接從海岸刮過來。
那一年，張愛玲譯《海上花》，想到早幾年或許可以請胡適先生幫忙，這才真正覺得胡適先生不在了，更是悲從中來，眼睛後頭一陣熱。
張愛玲談胡適之死：“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張愛玲在美國又結婚了，她嫁給了賴雅，一個很多人眼裏的“老頭子”。令人驚奇的是，賴雅竟然跟胡適是同齡人。
雌起雄伏。
秋瑾的婚姻，門當戶對。她和王廷鈞，一個是湖南湘潭厘金局（稅務局）總辦的女兒，一個是晚清重臣曾國藩的表侄子（王廷鈞的父親王黻臣與曾國藩是表兄弟，當過曾家的賬房，後來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發了財），他們的結合，在外人看來，更像是強強聯手，齊心協力往富貴的路上奔的。王廷鈞相貌不俗，白麵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種可憐巴巴的、溫順的青年，還靦腆有禮，善良民主。從世俗意義上看，秋瑾嫁得不可謂不好。王廷鈞給秋瑾提供的，是尋常意義的幸福，那幸福有點溫柔，有點麻醉，像一口咬到一顆酥糖，粉紅色的甜甜蜜蜜。那幸福不是實現理想的幸福，而是富貴太太的幸福，打打麻將，會會朋友，逛逛街市，扯兩匹布麵，做一身旗袍，吃喝不愁，快快活活。王廷鈞給秋瑾提供的，是白流蘇期待的幸福。穩固的婚姻關係，長期的飯票，一個女人守著一個男人過下去，就算世界再變，也總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
可秋瑾對這種幸福不滿意。剛嫁過去的時候，她嫌他不能與她詩詞酬唱，不能滿足她精神交流的渴望，秋瑾寫信抱怨：“妹如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無益，而反以終日之氣惱傷此腦筋。”能怎麼辦呢？怪隻怪自己沒才華，沒氣性，王廷鈞啞口無言，卻不知“防微杜漸”。秋瑾漸漸地新潮起來，王廷鈞卻還是舊的。他們一個上升，一個下沉，一個要做時代潮頭的舞者，一個卻要老老實實過安穩的日子。家庭對於愈來愈前驅的秋瑾來說，不是一個溫暖的庇護所，而是一闕憋悶的鳥籠，縱然金絲做欄，也是無味。1903年，王廷鈞捐戶部主事，秋瑾隨夫進京，視野隨之大闊，社交範圍也愈來愈廣。秋瑾一生揮灑恣意，北京時期是個起首。她心懷民族國家，小小家庭，已經不能滿足她。
心中的大誌願，像一個不斷脹大的氣球，使得家庭的小天地與秋瑾之間，愈來愈不搭配。秋瑾奇裝異服。“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無脂粉，雇乘街車，跨車轅坐，與車夫並，手一卷書”，絲毫不符合官宦女眷典雅莊重，笑不露齒，行不動裙的標準。她還女扮男裝攜小廝去戲園子看戲，令王廷鈞成為京城笑柄。秋瑾不打掃衛生，友人來訪，她家裏“書架上胡亂地放著書籍和衣服，瓜子皮、果皮撒在屋角裏，發出一股異臭，並不很清潔”，不大“主內”。秋瑾不滿足家庭穩定，在和友人談起自己的家庭時，她甚至說：“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對這種和睦總覺得有所不滿足。”“我希望我丈夫強暴一些，強暴地壓迫我，這樣我才能鼓起勇氣來和男人抗爭。”的確，秋瑾總在反抗著些什麼。她一度愛穿男裝，以此反抗男性的壓迫，隻是她的方式，不是立足女性本身，而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把自己男性化，她要比男人還要強。秋瑾反抗統治者，同樣也用最極端的方式，刺殺。女俠的天空，向來凜冽。最難忘秋瑾的一張相片，畫麵中，她穿著厚重的衣服，麵色端凝，很有種大義凜然，最觸目的是她右手握著的尖刀，白白的刀刃，剛烈，不由分說。
王廷鈞麵對這樣一個秋瑾，先是忍耐，然後，唯有成全，她不是跟他看細水長流的女人，她有她追求的天地。他們婚姻的破裂，不是簡單地像坊間認為的“家庭暴力”，而是兩人在思想上漸行漸遠。王廷鈞願意做一個普通的溫柔的男子，秋瑾卻是個剛烈的女子，或許放手，才是最好的結局。據說，當年秋瑾要東渡日本留學，還是王廷鈞幫秋瑾求情，才得以應允。此前，王廷鈞為了挽回秋瑾的心，陪她逛街、看戲、買字畫，但全沒用。1907年秋瑾回國後，從事革命工作，需要大量資金，也是王家慷慨解囊相助。王家出錢，是希望秋瑾回心轉意，跟隨丈夫，照顧兒女，可這哪裏是秋瑾的誌向。一片天空，被秋瑾用尖刀劃開，破成兩半，互不粘連，從此，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秋瑾愛佩刀，善飲酒，可刀與酒，終究不是女兒家善用之物。秋瑾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競雄。她一輩子不願“雌伏”。王廷鈞則是秋瑾高大形象背後一個孤獨的影子。1907年，秋瑾英勇就義。據史料記載：秋瑾死後，王廷鈞遭大故，奉湯藥數月，哀傷過度，體漸消瘦……病延兩載，遂不起，年30歲，葬潭邑三都四甲葉子塘巳山亥向。秋瑾和王廷鈞一度合葬。後來，秋瑾的遺骨改遷杭州外西湖西泠橋畔。他們生前仳離，死後，也終究沒能在一起。
女王和女仆。
在無聲電影時代，阮玲玉真是一個女王級人物。
她靠文藝片出名，在一片武打的電影市場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她的相貌十分出挑，帶笑又帶淚的眼睛，十分適合穿旗袍的身材，十分具有辨識度，一見難忘。
演技方麵，更是不用說。她情感豐富，隨意流露，毫無障礙，她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揮灑自如。她的一雙眼，也含淚，也留情，笑起來仿佛春花俯首，哭起來仿佛月牙掛霜。《神女》的導演吳永剛說，阮玲玉是“感光最快的底片”。
電影是阮玲玉感情的出口，她一笑，百媚俱生，她一哭，兩淚頓存。她的哭戲最出色。她總有許多委屈、煩難排解不開，她是真正的悲劇女王。趙丹說：“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換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個飯盒，跑到工廠裏的女工群裏去，和姐妹們一同上班，簡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個演員了。”
她是無聲電影時代的無冕女王。她的《神女》、《新女性》可以說是達到了無聲電影的一個高度，演技的高度、社會批判的高度、電影藝術本身的高度。她的粉絲，從北方到南方，層層疊疊，處處都有，最著名的李綺年，完全因為對阮玲玉的狂熱，而走上電影道路。
可是，這樣的一個電影女王，在感情上，卻總是充當女仆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