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犯櫻花。
1941年12月7日，日軍空襲美軍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轉年，香港淪陷，在港大求學的22歲女孩Eileen Chang，猝不及防地被卷入戰事，一頭撞進了日軍圍城十八天的煉獄。1942年的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日軍進攻港島，身為中國人的Eileen Chang跟著受苦，有點像連坐，苦不堪言。不過有趣的是，這場生死浩劫沒有培養起Eileen Chang對日本侵略者的切齒仇恨，反倒神奇般地炸掉了許多人生的“浮皮”，讓她看清了人生的最基本的兩件事：飲食和男女。
戰爭炸毀了一切，包括Elieen Chang引以為傲的成績單。1942年，“被輟學”的她回到上海，開始給英文報刊寫文章。淪陷的上海，文人驟然稀少，加之汪偽政府似乎也想借文藝粉飾太平（汪偽高官有的也去辦雜誌），給市民文學打開方便法門。Elieen Chang變身張愛玲，用華語寫作，一下便在這片“汙濁的沃土”上冒出頭。
成名要趁早。張愛玲做到了。她享受著成名的喜悅，幾乎不記得國難當頭。她的興致所在，依舊在食色男女上頭，並且樂於深入挖掘，細細碎碎皆不放過。她用一種相對客觀的眼光觀察敵國日本。她喜歡日本花布裏“婉妙複雜的調和”，覺得每一塊都是一幅畫。“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漂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裏；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她給同學兼女友炎櫻取名“獏”，是日本傳說裏一種吃夢的小獸。她看出日本文明是樂於浮在表麵的，她以為日本人對於不熟悉的東西，就沒有感情，對於熟悉的東西，又規定一種感情。她還發現日本人奇怪處：“像美國的日僑，生長在美國的，那是非常輕快漂亮，脫盡了日本氣的了；他們之中就很少有好的，我不喜歡他們。不像中國人，可以有歐化的中國人，到底也還是中國人，也有好有壞。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在上海成名不久，張愛玲結識親日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陷入愛河，糾纏萬狀，兩人1944年結婚，1947年分手，張愛玲於戰火紛飛中嚐盡一個多情不忠男子給她帶來的情愛苦樂。抗戰勝利後，胡蘭成經香港逃往日本，與上海灘黑幫頭子吳四寶之孀妻佘愛珍相伴。而張愛玲則在1952年向香港大學申請複學，獲批準後南下，一去不返。這一年，張愛玲32歲。
抵港後，身在日本的好友炎櫻來信，張愛玲隨即奔赴日本，不過這次日本之行顯然沒給她帶來好運。在夏誌清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有過這樣的文字：“因為炎櫻在日本，我有機會到日本去，以為是赴美快捷方式……三個月後回港。”事實上，日本和張愛玲的關係有點像打台球，隔著一顆球撞過去，對另一顆球造成影響，隻可惜這種影響大多不利，盡管她似乎對日本文明情有獨鍾。20世紀60年代張愛玲在家中拍了張照，還特地站在日本能劇麵具下。
往前走，無非是男人。
20世紀30年代初，阮玲玉主演過一部電影叫《新女性》。講的是新女性韋明，奮力爭取婚姻自由，嫁給了所愛的人，可生了孩子之後，卻被拋棄，被迫去社會上謀生。她在學校裏做音樂老師，卻被校董王博士調戲。她愛上出版公司編輯餘海濤，卻因為自己過去的苦痛遭遇而不願與餘結婚。王博士為了得到韋明，先是威逼，再是利誘，韋明均未屈服。韋明的女兒患病，越來越重，韋明寫小說但稿費不能預付，無奈之下，她決定去做“一夜的奴隸”。沒想到嫖客竟是王博士。羞憤之下，韋明打了王博士一巴掌，當晚服毒自盡。臨死前她喊：“要活，我要報複！”
報複什麼？男人霸權？還是萬惡的舊社會？《新女性》上映後不久，扮演韋明的默片皇後阮玲玉自殺身亡，死前她留下字條，上書：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社會上當即炸開了鍋。“新女性”神話從五四走到30年代，驟然破碎。阮玲玉用一部電影和一場自殺，詮釋了魯迅當年在女師大演講時說的那句話，娜拉走後怎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五四時代走出來的新女性身上，始終有一個致命誤區：她們反對父權，要求自由戀愛，與心愛的男人一起逃離“萬惡的家庭”，可當她們真的走上社會的時候，她們往往又必須麵對“夫權”的考驗。脫離一個叫“父親”的男人，走出去，碰到的，是一個叫“丈夫”的男人。這種無可改變的悲劇性，在阮玲玉的戀愛史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阮玲玉的第一個戀愛對象是張達民。最開始，她是保姆家的丫頭，他是老爺家的少爺，往來反複間，他們相愛了。跨越出身的結合遭到張家太太的強烈反對，無奈之下，張達民提議同居，阮玲玉點頭答應。這是阮玲玉的“出走”。為了反抗（張達民的）家庭而同居，在阮玲玉看來未嚐是不道德的。但是他們的結合全然沒有考慮到未來。阮玲玉16歲，張達民十七八歲，兩個人吃吃玩玩，時間長了也沒意思。巧合之下，張達民的哥哥介紹阮玲玉進了電影公司。
阮玲玉有天賦，她很快成了明星。她在香港認識了富商唐季珊，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唐季珊結過婚，老家有正房太太，與阮玲玉在一起之前曾和其他女星廝守。他是個標準的情場老手。“阮唐戀”引起了張達民的嫉妒心，他聯合小報，伺機報複，並以阮玲玉偷竊他家物品給唐季珊為由，將阮玲玉告上了法院。阮玲玉為幫唐洗脫誣告，登報表示自己和唐同居，經濟上是獨立的。但就在阮玲玉為了心愛的人，舍棄自身名譽的時候，唐季珊出軌了。
無奈的阮玲玉，隻好再往前走，尋求情感寄托。這時候蔡楚生來找阮玲玉拍《新女性》。他們是老鄉，又都出身底層，兩人迅速靠近。據柯靈回憶，兩人確實碰出過情感火花，經過慎重考慮，兩人沒能在一起。最後一線情感寄托的落空，使阮玲玉萬念俱灰。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安眠藥自殺，經搶救無效，身亡。作為“新女性”，阮玲玉一直沒有走出舊女性局限。依靠男人出走，依靠男人成名，依靠男人解脫。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裏的一句話說得經典：往前走，遇見的無非是男人。
真是一語成讖。
旗袍與人民裝。
1949年，上海解放，有人在街上看到愛穿旗袍的蘇青也換了人民裝，不禁愕然。
嗬，蘇青穿人民裝也沒什麼特別吧？當年上海灘頭，時髦女子無數，一夜之間，不都換了灰布藍布，短發齊耳，皮鞋改布鞋。穿起人民裝，蘇青就仿佛在演一出袖珍戲劇，可戲散了，人還是那個人——“儂吃飯了哇”，生活惰性往往能夠拉住理想的腿。
蘇青身上，尤其有一種市民階層婦女的潑辣和變通，她仿佛是張愛玲眼中那生活在蠻荒世界裏的女子，在任何時代都能怡然地活下去。
蘇青初登文壇，就是家庭主婦形象，她不與命運作對，她要謀生，把勁使到點子上，為日子添磚加瓦。因為對生活有熱情，蘇青反倒容易隨波逐流。這種隨波逐流，不是沒立場，沒主見，而是有點隨遇而安的意思——在生命之河順流而下，走到哪兒，她都想著采一把沿岸的吃食，填補體力，準備繼續走下去。
蘇青的政治敏感度顯然沒有張愛玲強，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因嫁給胡蘭成而為人詬病，張愛玲雖心中不滿，卻虛晃一槍，隻對讀者聲明，並不強辯。蘇青呢？她也在有日偽背景的刊物發文章，又曾在汪偽政府裏做過事，她自然也要被罵。聽聞風聲，蘇青毫不含糊對罵過去，一點不避嫌，在那篇《關於我》的散文裏給出的理由，未免有點詭辯，可蘇青似乎總是相信，她的日常道理在任何時代都是講得通的吧。
汪偽敗退，接著國民黨敗退，一夜之間，紅旗插遍上海，改天換地。可這對於蘇青來說，仿佛沒分別，日子總還要過，她沒有像張愛玲一樣出國，倉倉皇皇的。她不是沒機會，她本可以去香港，據說她前夫的弟弟也曾邀請她去美國，可她都拒絕了，所謂家累太重，還是因為對未來的生活沒有完全喪失信心。
解放後，她依舊過著自己的日子，保持著原有的性情。1949年年底，蘇青在九三學社吳藻溪的介紹下，加入“婦女生產促進會”，她的目的很簡單，依舊為了養家糊口，她仿佛一株帶著降落傘的蒲公英，落到哪兒，就能在哪兒存活似的。
蘇青的堅忍，不是堅貞不屈，大的理想於她仿佛是不相幹的，她的“理想”，都有點急迫，是眼前生活生發出來的一點兩點必需。在新社會，蘇青依舊興頭充足，香港的《上海日報》可以發文章，她便當即寫兩篇過去，也不問環境允許不允許。
1951年，蘇青參加了上海文化局舉辦的戲曲編導學習班，就此走上編劇道路，《賣油郎》、《屈原》都是極其賣座的作品。1955年胡風事件中，蘇青因一封她寫給賈植芳的信而獲罪，過了一年鐵窗生活，再出來時，人事全非，親友都疏遠了她，蘇青的生活熱情，仿佛是遭遇了瓢潑大雨，從頭到腳，漸漸冷了下來，雖然她仍努力工作，編寫了《雷鋒》、《王傑》、《詩人李白》等戲，可終究因為對於生活的脫離，而沒有顯示出強大的感染力。
“文革”十年，蘇青在世俗裏扮演的，不過是個小角色，她的受難，在那個時代，亦沒有特殊性。年華老去，健康走低，工資一度停發，蘇青已經完全變成一個沒有任何追求的老太太，看晚期蘇青的照片——還是一身人民裝，短發朝後梳，僅及頸項，兩手交疊著，臉上有種淡淡的謙卑的笑，這哪裏還是寫《結婚十年》的那個蘇青。
褪去繁華與鋒芒，蘇青已筋疲力盡。那個大談月事懷孕養孩子離婚的蘇青，仿佛天幕間突現的一彎彩虹，耀眼一瞬，又漸漸隱沒在白熾的男性天空裏。
上海的小曼，小曼的上海。
小曼愛上海，她生在上海，死在上海，中間一段華麗緣，一段淒苦怨，也都是與上海耳鬢廝磨，無論是戰爭的威脅，還是出國的誘惑，都沒能讓她離開。小曼愛上海，好像是一個女子有了個情人，即使明知他有種種“壞”，也不肯放棄。上海成就了小曼，也埋葬了小曼。民國的上海就是有這種魔力，它是男人的賭場，女人的天堂。名媛、明星、女作家，女人們在上海找到了出頭的機會，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穿著旗袍，塗著指甲，踩著高跟鞋，嗒嗒嗒，然後，一個轉身，華麗麗的。
作為近代中國最早開埠的港口，上海這個東方巴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展現出一種畸形的繁榮。上海是新舊時代對接，東方西方對撞，生生擠壓出來的一塊奢侈地，一片戲夢場，一個小天堂。上海有洋人租界，有花園洋房，有豪華郵輪，有時髦女郎，那一種燈紅酒綠，比中國其他地區超前了幾十年，那銀行、商莊、酒肆、戲院、舞廳和遊樂場，在上海的大馬路上密密匝匝，一字排開，叫囂著，吵嚷著，轟轟的人群演繹著繁華，黃包車，呼呼啦啦，有軌電車，叮叮當當，從人群中穿過，混合著黑膠唱片咿咿呀呀播出來的歌聲，上海是讓人醉的溫柔鄉和罪惡場。
小曼恰巧也是新舊時代對接出的名媛。小曼在北京成名，可她的氣質，卻與持重端然的北京不符，她更海派，先鋒，前衛，妖嬈靚麗，上海與她，是今生今世的搭檔。在北京，小曼是秀麗端莊，像被一個殼子套住似的，北京有北京的規矩。上海不，上海更寬容，因為曆史短，所以格外灑脫，在上海灘，有幾個不是外來人？但凡在黃埔江邊上成功的，哪個手上不沾點腥氣，上海崇拜成功，笑貧不笑娼，它的包容建立在繁華與罪惡上，生活不易，日子太苦，還不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什麼好計較的呢？小曼幾次生逢大難，都是上海熱情擁抱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