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範兒。
陸小曼的父親陸定是晚清舉人，曾赴早稻田大學讀書，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後任民國財政部賦稅司司長，中華儲蓄銀行的主要創辦人。小曼生來貌美如花，12歲入法國聖心學堂，精通中、英、法語，會唱戲，會彈鋼琴，會畫畫，在學校裏，大家都稱她為“皇後”。小曼的第一任丈夫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艾森豪威爾的同學國民黨將領王賡，第二任丈夫是叱吒民國文壇的大家徐誌摩，晚年伴侶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之子翁瑞午。小曼的保養方式有：抽鴉片；不吃牛奶，家裏養個奶媽，吃人奶；蜂蜜放入針筒，注入體內，防便秘；抽煙過後，用嫩豆腐擦臉，除去鼻子下的黑痕，然後，敷上蛋清。小曼打小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出門必坐小汽車，她的仆人都是靚女俊男。與王賡結婚，生活方式不變。轉嫁徐誌摩，一切如常。徐誌摩死後，照舊。癡情不渝的翁瑞午，心甘情願為她提供一切。
唐瑛的父親唐乃安是留洋學生，歸國後做北洋艦隊的隊醫，後來開私人診所，名重上海灘。她哥哥唐腴廬是宋子文的親信秘書，在一次刺殺案件中，替宋子文擋了一槍而死。宋的感恩戴德，更增加了唐家在滬的名望。唐瑛畢業於上海教會學校中西女塾，精通中、英文，會唱昆曲，還會演戲。唐瑛是“名牌控”，20世紀30年代，她就開始用channel no5香水、channel香水袋、ferregamo皮鞋、CD口紅、celine衣服和LV包包。飲食上她也很講究，早餐，下午茶，晚餐一定要定時定點。唐瑛曾“遭到”宋子文、楊杏佛的追求。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滬上小開李祖法，兩人因性格不合離婚後，唐轉嫁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熊希齡的侄子熊七公子，照樣玩樂。
顯然，名媛想要有“範兒”，必須具備良好的家庭出身、名校、美貌、過人的才藝、不俗的品味、華麗麗的生活方式，還有，男人的追逐。不過，傳奇裏傾國傾城的名媛，更貴在堅守。即使光陰荏苒，泥沙俱下，世事變遷，風光早不似當年，她們也能在紛擾雜亂的紅塵中，閉關自守，以孤獨的作風，抵抗塵世流俗，活出個一以貫之的自我，做“最後的貴族”。
晚年的陸小曼，夫死不改嫁，戒掉大煙，堅持學畫。繁華過後，她看淡一切，不施粉黛，反倒有種清水出芙蓉的美。毛澤東曾特別關照過陸小曼，說她在畫院的工資太低，於是陸又被安排為市府參事室參事。晚年唐瑛移居美國，始終維持著名媛的排場，20世紀70年代回上海探親，年屆六旬的她依舊是一身蔥綠旗袍，甚是打眼。說到旗袍，還有一位上海灘老名媛周叔蘋，1949年移居香港後，一直不改名媛範兒，幾十年來都堅持濃妝豔抹和流行裝束，年至八旬依舊一身炫裝在尖沙咀街頭踽踽而行，也算奇觀。
犍牛和病驢。
蕭紅與蕭軍那頗具傳奇色彩的愛情流傳到今天，似乎已經成了一個“東北式”愛情的樣本。女的美麗哀愁，有那麼一點軟弱，有那麼一點小鳥依人，然而在內心裏又是堅強的。男的則是標準的大男子主義的執行者，動輒發脾氣打罵愛妻，拯救了她，愛她，然而卻不重視她，隻把女人當做男人強勁生命力的附屬物，理所當然地認為蕭紅的文學比他的文學低一籌。
有人說二蕭最終的分裂是兩種文學理想的分裂，是兩種寫作道路的分裂，這話語中隱隱包含著對蕭紅為人為文的惋惜和敬意。可在我看來，這種解讀終究有點過於陳腐氣和清剛決絕，要知道，愛情這東西，從來都是模糊的。蕭紅和蕭軍之間罅隙的產生，到底也還逃不過青年男女之間的虛實進退，小小的計算，溫柔的沉溺。
1936年，蕭紅離開蕭軍，從青島起程去往日本療養寫作。這期間她寫給蕭軍的信，篇篇含情，可她對蕭軍強烈的依賴也盡顯紙上。這種強烈的愛和依賴，使得蕭紅不懂得拉開一段距離去愛蕭軍那樣一個粗放的男人，她的愛情密實到去“命令”他吃一個雞蛋，買一條毛毯，換一個枕頭，吃點阿司匹林，夜裏不要吃東西——這愛密實到讓另一半失去自我，它是個溫柔的泥沼，讓人越陷越深的那種。蕭紅是以一種近乎戀人式的“母愛”來為蕭軍安排一切生活的“必需”的，可這必需或許在蕭軍看來就是多餘。於是，他掙紮呼喊，仿佛一隻困獸，他要在愛情中保持住一個生樸的自我，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到一條“出路”，可他的這種“掙紮”也難免表現為一種粗暴，一種女人嘴裏的“無理取鬧”，表現為一種肉體上的傷害。可他心中的那濃得化不開的痛苦和矛盾卻被大多數人忽視了。愛情的密度越大，自由的範圍就越小。“二蕭”之間的所謂“矛盾”和最終陰差陽錯的分離，還應當屬於兩個年輕戀人的固執以及對於愛情和自由最終的自我選擇的範疇。
戀人之間關心得太多，有時候也是一種威脅，往深了說，這關心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強迫——強迫別人像自己一樣。在這中間，就存在一種角力，有一種在兩人之間心照不宣的勝負。“二蕭”無疑都是角力的高手，一個想以剛摧毀一切，一個想以柔克剛，隻可惜到最後誰也無法向對方妥協。性格不合而分手的男女，隻是因為沒有一個人肯為對方改變，各自在心底裏堅持那一點固執的己見，並妄圖用愛去“剝奪”。所以“二蕭”的愛情從來就沒有很多“懸疑”的成分，就一個追和逃的關係。蕭紅是把蕭軍看作救命稻草來牢牢緊握的，而這種毫無縫隙的下墜力，讓蕭軍無法呼吸。“二蕭”的矛盾，無關文學，無關信仰，隻是生命流水沉澱下來的萬千思緒和溫柔種種堆積成洲，終於擁堵了他們的愛情河道。
多年以後，蕭軍曾回憶起蕭紅離開他的那兩個月的時光，我們仿佛依舊可以從字裏行間聽見他如釋重負後那一聲鬆緩的長歎：“一直到今天，我還懷念我在青島這兩個月時間所度過的生活和寫作的日子。我從來沒有像那樣無憂無慮，不擔心生活，不被各種思想和感情所煩擾……雖然有時也有點感到孤獨和寂寞，但它是無害於我的。”也許，自由和愛情，從來都是漸行漸遠的兩條河道，隻是人們渺渺地希望它們能殊途同歸。
在邊城望大陸。
張愛玲曾經在散文《中國的日夜》中寫道：“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快樂的時候，無線電的聲音，街上的顏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憂愁沉澱下去也是中國的泥沙。總之，到底是中國。”對於中國，尤其是上海，張愛玲終其一生，都懷著一種深切的愛，這種愛，不是欣賞，而是身處其中，與之打成一片，呼吸吐納都息息相關的欣喜。那時的張愛玲，陶醉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市井生活裏，並從那裏，找到了生命的快樂與寫作的源泉。
多年之後，張愛玲隱居海外，雖然她一直沒有中斷自己鍾愛的、視之如生命的寫作，但是麵對發達卻又陌生的美國社會，她似乎始終有一種“隔”的痛苦。這種隔，正如張愛玲所說的，“像是一隻蝴蝶停在白手套上”，裏麵包含著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上海時期那個對生活有著極度熱愛，愛美、愛吃、愛穿，愛看市井風景，哪怕隻是看街邊買菜的婦人、看騎自行車的小孩的張愛玲，到了美國之後，完全蛻變。在經曆種種生命的磨難之後，她為自己編織了一個繭洞，好躲藏起來，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似的，享受也對抗著異國的孤獨，可即便如此，張愛玲在美國，到底還是沒有找到她生命和寫作的皈依。美國之於張愛玲，與其說是家，不如說是一個避難所。從早前出版的寫於美國幾個短篇小說，到不久前麵世的《小團圓》，再到如今出來的這個長篇遊記《重訪邊城》，張愛玲在美國期間的寫作，其實更像是一個深居簡出的婦人，對於自己生命中最華麗的一段歲月的回顧，而美國社會，仿佛並沒有給張愛玲的寫作提供出更多的材料。中國是張愛玲的根，上海是張愛玲的成名地，在離開大陸之後，張愛玲對於祖國這片熱土的愛，當然不是奔放型的，時代的動蕩和生活的艱難也容不得張愛玲有太多的悲戚，她的那種愛，仿佛更像是小時候我們看著別人的棒棒糖，想吃但又不敢要的情境，雖然明知道已經不是自己的，但是那種無望的戀戀不舍，有希冀，更多的是惘然。
一篇《重訪邊城》，其實說白了是張愛玲帶著懷念大陸、懷念其過去生活過的上海的情緒，去走訪大陸周遭的“邊城”台灣和香港，通過地域上的靠近，來感受大陸，感受祖國的氣息，捕捉大陸在邊城的蹤影。在這裏，張愛玲更像是一個登高遠眺的旅行者，雖然她一絲不苟地寫著訪問地台灣和香港的風物，可她的眼光所抵，卻在更遠處。
她寫台灣的古廟，寫台灣磚紅色的石板路、花園洋房、說書場、日式旅館、會說日本話的青年，在這種旅行式的台灣書寫中，我們能捕捉到張愛玲的失望。這失望來自於“變化”，台灣社會的種種在張愛玲眼裏，和上海比，仿佛是一個人在照哈哈鏡，這裏那裏都變了形，已經失卻中國文化成長的土壤，在台灣，張愛玲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故國想象”，找不到心理的滿足。在前半段寫台灣的文字中，有兩個事例很有趣，一個是寫她下飛機時，遇到一個熱衷於接美國名人的神經病；另一個是寫她坐公交車遇到一個想搭免費車的青年，這樣的書寫方式，接近《小團圓》，是從抓一個戲劇化情景裏，傳達自己微妙的情緒。《重訪邊城》裏這種跨界式的寫作手法，更加明確地佐證了張愛玲後期的創作風格。
張愛玲這種“不滿足”的情緒，在香港大概好點。因為香港，怎麼也算是張愛玲的故地（她曾經在這裏讀書工作過），另外，“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看大陸，張愛玲在這裏點出了來訪“邊城”的意義。在香港，張愛玲拉拉雜雜地寫了南來的外省人的生活，寫了買花布、買金首飾等，那花團錦簇的散文筆法，仿佛又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書寫《流言》的、下筆華麗繁複的張愛玲。從那些鄉土味極濃的“購買”旅程裏，張愛玲且行且回想，仿佛找到了過去生活的熱情，可這熱情仿佛終究是缺少一種《中國的日夜》式的亮烈，而像是一泓順流而下的山泉，伴隨著黑暗中一絲牽強的笑，不可挽回地朝生命的另一端流過去。
站在邊城內，發現著邊城裏的邊邊角角的樂趣，可張愛玲明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遙遙望著的，歸根到底，是大陸，是上海。那絲絲縷縷的懷鄉情緒，若隱若現地夾在繁蕪文字當中，看似不經意，實則是潛流內轉，直到張愛玲在文章的最後點明“疑心是跟它訣別了”，我們這才突然覺得人事倥傯，蒼涼的意味，瞬間爬上了心頭。
美錯。
1943年的《新影壇》雜誌曾寫道：“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嚴肅的。你可曾看見她獨個兒在交際場所或遊樂場中出現？除非有應酬，她總是難得外出的，這也是她值得為人稱道的一點。”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對待私生活十分嚴肅的周璿，卻在1941年7月23日，與初戀也是第一任丈夫嚴華簽字離婚。這一年，周璿不過23歲。
雖然第一段婚姻失敗，但作為上海灘風頭最勁的女星，周璿仍不乏追求者。這其中，最出名的，當屬上海綢布店小開朱懷德。每逢周璿拍戲，朱少爺便去片場跟班。周璿渴了，他倒茶；周璿餓了，他端麵；周璿熱了，他扇風；周璿摔了，他攙扶。他對周璿百般照顧，沒有一點大少爺脾氣，日日年年，鍥而不舍。此等舉動，讓這位“頗上得了台麵”的朱少爺，贏得了周璿周圍人的讚歎，連周璿的養母都說，他比“大男子主義”的嚴華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