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太太”在南京三年，搓了一年多“麻將”，順帶把國民黨的“帝都”鬧得天翻地覆。她叫陳修良，1927年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畢業於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中共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書記。
微妙北漂女。
1919年8月16日下午，一個叫李超的廣西女孩在北平的法國醫院死得無聲無息。的確，亂世紛擾，大家自顧不暇，誰會關心她呢？父母雙亡，遺產被過繼嗣兄繼承（當時女兒沒有繼承權），倔強的李超不滿家庭環境，先是逃到梧州女子師範讀書，學校停辦後北上，入北平女高師旁聽，後轉為正科生，第二年冬天就被診出肺病。人生地疏，貧病交加，沒過多久她就死了。好心的同鄉把她的屍體用棺材裝了，停放在一座破廟裏，任其自生自滅。李超的故事到這兒就完了。
1919年11月25日下午1點，北大教授胡適開始寫《李超傳》。此前，他曾收到李超生前好友寄送來的李超的信劄。李超的故事感動了胡適，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個孤苦的北漂女孩身上，找到了為“五四”女性解放呐喊的材料。李超去了，緘口不言，可她的這種緘默，卻給胡適們最大限度上的曆史闡釋權。在胡適筆下，李超“時露抑鬱”，同學同鄉都“莫知其故”——胡博士認為都是因為交不起“學費”鬧的，“她本來體質不強，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願，故容易致病”。借此，胡博士導出了家庭財產繼承製度問題和女人的權利問題，並從中看到了“舊家庭的黑暗”。《李超傳》一出，群雄聲應，大家都見憐不幸的北漂女，紛紛以實際行動明誌。
胡適開始寫《李超傳》五天後，李超的追悼會如期在女高師舉行。李超遺像擺在會場前端，相框上方有蔡元培題的四個大字：“不可奪誌”。場內名流會聚，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均發表演說，主題涉及男女平等、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等敏感社會事宜，台下則群情激憤，學生們都為“舊家庭之壓迫”痛哭流涕，痛心疾首。
當時在北大就讀的鄧中夏參加追悼會後，寫了一篇名為《李超女士追悼會紀略》的報道，刊登在長沙《大公報》上。各路媒體緊跟著其後，李超很快聲名鵲起，成了反抗罪惡舊家庭的代言人。在以扮演出走娜拉為時尚的“五四”時代，在眾多教授、名流的鼓吹和引導下，李超的家庭反倒成了弱勢群體，無法發聲。一片山呼呐喊中，誰還會去深究李超之死的複雜性呢？或許，她是一個百勸不聽任性妄為的女孩，又或許，她和家人的溝通有問題，即使反抗，也不講究策略……
可曆史，從來都不是由弱勢群體寫就的。鄧中夏在報道中說：“先前李超的為人，沒人曉得。後來死了，她的書信給她的朋友瞧見了，才驚駭起來，發起追悼會，京裏一般有思想的人，更為注意。”從“沒人曉得”到“驚駭”，中間的過程，即是曆史的微妙之處。
看不見的戰場。
沈安娜的傳奇之處在於舉重若輕。在臥底國民黨機要部門做間諜十幾年，她左右逢源，從未暴露，最終全身而退，動作幹淨利落得讓人擊節。
作為科班出身的速記員，沈安娜一分鍾兩百字的記錄速度讓她在錄音筆缺失的年代，迅速上位，根正苗紅地打入國民黨的各大會議室，成為我們黨的“人工竊聽器”，不動聲色地把情報據為己有，轉手南傳，使得我方在戰爭中占盡主動。
在機關裏，寫寫畫畫的速記員，無疑是小人物，可對於情報工作來說，耳聽八方的速記員，則是按住對方脈搏的重要人物。膽大心細，沈安娜的速記之路走得順風順水。
她17歲與中共黨組織接觸，19歲入速記學校學速記，20歲打入當時的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當速記員；21歲因為為人正派、業務過硬取得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的信任和好感；23歲在朱的幫助下，“特別入黨”（入國民黨），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任機要秘書，聽盡國民黨高層會議，變身為我黨搜集國民黨情報的“小雷達”。
看沈安娜的照片，她無一例外都在笑，不是大笑，而是淺淺的，嘴唇微張，臉頰現出兩個酒窩的笑。她像一朵橙色的太陽菊，算不上絕色，但充滿活力，渾身透著機靈勁兒，俏皮勁兒，人見人愛。
在國民黨壁壘森嚴的機關裏，為了保護自己，為了方便工作，沈安娜是不搶眼的小侍從；在情報戰場上，在曆史的舞台中，她卻是很搶戲的大花旦。
1939年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資深速記員沈安娜擔當速記工作，她坐在離蔣介石三四米遠的桌子旁，埋著頭，隻聽不看，不動聲色地弄到一大批第一手情報，為我黨揭露蔣介石的反共陰謀立下汗馬功勞。
1943年，指導“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宋美齡，經常要發表演講，身懷速記絕技的沈安娜應邀全程陪同，該記的記，該外送的外送，兩份工作都做得幹脆利落，宋美齡滿意，我們黨也滿意。
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沈安娜擔任記錄員。
1946年3月、6月，國民黨高層的軍事會議，沈安娜都親臨現場，蔣介石下令不讓記的話，她就用心記，散會之後再用筆記錄下來，傳遞給共產黨。
蔣介石大概從未注意過這個“低眉信手匆匆記”的“沈小姐”。這個叫“安娜”的江蘇女孩，也的確像江南的水一樣，溫柔伶俐，她不是《紅岩》裏怒斥反動派的江姐，她就坐在反動派身旁，低著頭，微笑著，甘當配角，為他們服務。對於她來說，筆尖到處，即是戰場。
與其他披荊斬棘、出生入死的女間諜比，沈安娜的得天獨厚之處在於她獨特的無可取代的但又不紮眼的崗位。作為打入國民黨心髒的女間諜，“黨國”的紙醉金迷她嚐過，“黨國”的腐朽沒落她親曆過，但她絕不留戀，14年臥底，血雨腥風都未曾動搖她的信仰。1949年4月，沈安娜接到上級指示：不必隨國民黨南下了。
這種勝利的告別幾乎可以被拍成一幕電影。可能是在漆黑的夜間，可能是在微亮的黎明，金陵城的梧桐樹葉雖剛新綠，但梅雨將近，整座城市一片清冷。沈安娜提著麂黃色小皮箱子，穿著旗袍，外麵套絨線外套，腳上穿著淺跟皮鞋，走起路來，鞋跟撞擊在青石板上，嗒，嗒，嗒……我們隻能看到她輕倩的背影。
閨蜜不死。
秋瑾有兩個閨蜜，一個是萬柳夫人吳芝瑛，一個是號懺慧的徐自華。
吳芝瑛是大女人，思想進步，有主見，雖然跟丈夫來到北京任職，但她不是那種做男人點綴的女子。她能寫詩文，也練得一手好字，很快就在京城的進步圈子裏闖出了點名氣。
秋瑾是在吳芝瑛之後來到北京的。她們是鄰居，很自然地相識，一見如故。她們是結拜的姐妹，天地為證。
吳芝瑛曾經是秋瑾精神上的領路人。她家裏的進步報刊，打開了秋瑾的眼界，她的種種言論思想，也無意中影響著秋瑾。秋瑾的困惑，吳芝瑛明白；秋瑾的追求，吳芝瑛支持。她們都是胸懷天下的女人，她們的抱負，比男人還要大。
1904年，秋瑾告別婚姻，選擇去日本留學，尋求救國真理。吳芝瑛舉雙手讚成，全麵支持，給錢，送行，一個不少。秋瑾去日本後，吳芝瑛幹脆勸自己的丈夫稱病辭職，不再為清政府賣命，移居上海，以待來日。
秋瑾從日本回來後，去潯溪女校執教，遇到徐自華。徐當時是校長。秋瑾隻教了兩個月書，就遠走高飛，投身革命。她們一起加入同盟會，一起工作，談理想，談人生，很快就打成一片。
秋瑾走後，在上海辦《中華女報》，經費不夠，徐自華得知，立刻掏腰包，資助1000多銀元，徐自華的妹妹徐蘊華也變賣首飾，鼎力相助。後來，秋瑾要起義，經費困難，徐自華又拿出家裏的老本，捐助黃金三十兩作為資助。秋瑾十分感動，褪下手上玉鐲，留給徐自華做紀念。秋瑾告訴徐自華，如果一旦遭遇不幸，請“埋骨西泠”。
1907年7月，秋瑾起義失敗，在紹興遇難，徐自華得知，悲痛萬分，寫就十二幅挽聯，直指當局。吳芝瑛得到消息，亦心如刀絞，直覺五雷轟頂，落筆寫就《秋女士傳》《記秋女士遺事》等大文，並聲稱要以身家性命保護烈士遺孤，根本不顧“秋瑾”二字在當時已經成為禁忌，不能講，不能提。
這年冬天，徐自華為了完成當年答應秋瑾的“埋骨西泠”的諾言，冒著漫天風雪，抵達紹興秋瑾家，與秋瑾的大哥一起，手持火炬，進山找到秋瑾的遺骨，準備運送去杭州。
在吳芝瑛和徐自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08年1月25日，秋瑾終於“埋骨西泠”。徐自華親自撰寫了《鑒湖女俠秋瑾墓表》，吳芝瑛認真抄寫後，逐印成冊，分發眾人。
吳芝瑛在紹興秋瑾就義的地方，建了“風雨亭”，在杭州修了“悲秋閣”，都為紀念義妹秋瑾。
不但如此，吳芝瑛還繼承秋瑾的誌願，辛亥革命時期，主動請纓要參加女子敢死隊，還寫萬言書，抨擊袁世凱，一劍揚眉，義憤萬端。
為了紀念秋瑾，革命黨人在上海創辦了競雄女校。徐自華擔任校長16年之久。
徐自華一直照顧秋瑾的女兒王燦芝。待王長大成人後，徐自華便交競雄女校給王燦芝管理，並將當年秋瑾所贈的玉鐲歸還。
徐自華寫了一篇文章，叫《返釧記》，講述秋瑾玉鐲前後流轉之事。這篇文章，還曾入選過國文教科書。
生給錢，死建墓，繼承遺誌，幫養孩子，最貼心的閨蜜，大抵如此。
比基尼來襲。
1946年8月第111期《永安周刊》的封麵上，一個叫“白薇”的女作家的照片拍得頗能震人眼球。照片中的她抱腿斜倚著牆，梳著高髻大波浪複古頭，頭上隨意插著數朵花，腳上蹬著帶絆高跟白皮鞋，露齒而笑。重點是中間那段：她居然穿著一襲兩截式的印花布裝比基尼！雖然抱腿的胳膊巧妙地擋住了“關鍵部位”，但背後係帶的胸衣和三角褲裝束，還是巧妙地雕塑出她的玲瓏曲線。嗬，六十多年前，如此暴露，無異於原子彈爆炸，衝擊力大到彈眼落目。
要知道，彼時，比基尼還絕對是個新鮮物件。1946年6月30日，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島爆炸了原子彈，18天後，由法國戛納女設計師海姆設計的世界最小泳衣被推了出來。為了強調這種泳衣的爆炸性視覺效果，人們把它與核爆炸聯係了起來，借原子彈試驗島嶼之名，稱其為“比基尼”。就此，女性肉體得到最大程度的展覽和解放。“白薇”勇於挑戰爆炸性泳衣比基尼，並且毅然上封麵，不能不讚其勇氣可嘉。中國現代女性解放的步伐從晚清走到1946年，在西風東漸最前沿的大上海，真算做到了與世界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