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寫下一首詩《戲題蒲生（聊齋誌異）卷後》“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這首詩稱讚《聊齋誌異》的傳奇性與趣味性，用李賀秋墳鬼唱鮑家詩”說出《聊齋誌異》的底蘊。
蒲鬆齡寫小說受到孫蕙、張篤慶等朋友的勸阻，卻在一位台閣大臣那兒得到賞識，他非常激動，有一種“春風披拂凍雲開”、青眼忽逢涕欲來”的感覺。
他以王士禎私附門牆的弟子自居，真誠地希望王禎能給《聊齋誌異》寫序，王士禎答應可以考慮，但最終沒有寫。這可以理解，台閣重臣給窮秀才的“鬼狐史”寫序，是需要一點兒勇氣的。宥趣的是，當年蒲鬆齡希望通過王士禎寫序來提高《聊齋誌異》的知名度，而現在王士禎的《漁洋山人精華錄》這部煌煌巨著裏知名度最高的詩歌，竟然就是那首《戲題蒲生（聊齋誌異）卷後》。曆史常跟人們開玩笑，你明明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這樣的結果，恐怕是王漁洋和蒲鬆齡都始料未及的吧。
蒲鬆齡有“第二夫人”嗎？蒲鬆齡十八歲時奉父母之命與劉氏成親。劉氏荊錢布裙，少言寡語，講究實際。
蒲鬆齡和她是柴米夫妻、貧賤夫妻，不是神仙眷侶、浪馬瑞芳揭秘《聊異》漫情人。這一點，蒲鬆齡在《述劉氏行實》中寫得非常清楚。奇怪的是，《聊齋》中描述到的愛情卻種類繁多、筆觸細膩。能把愛情寫得如此多樣，如此動人，如此出神入化，總該有作家的親身愛情經曆在內吧？基丁這樣的認識，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學術界出現了“蒲鬆齡第二夫人”之爭。
一九八〇年田澤長教授發表《蒲鬆齡和陳淑卿》一文，根據《蒲鬆齡文集》的《陳淑卿小像題辭》提出，這篇駢文寫的陳淑卿是蒲鬆齡的情人。
蒲鬆齡二十二歲時逃避“於七之亂”，在一個古老山村跟年方十六七歲的陳淑卿相遇、相愛，結為夫妻。平年後回到家裏，他們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撓，陳淑卿被迫離蒲鬆齡。
蒲鬆齡三十歲時到江蘇寶應縣做幕賓，借南遊機會跟陳淑卿共同度過廣一段美好時光，生育廣子女。
“可憐樂極哀生”，蒲鬆齡的幕賓生活一年就結束了，陳淑卿也因病與世長辭，給蒲鬆齡留下無盡的思念。田教授的論述似乎很有道理，《陳淑卿小像題辭》情辭並茂，文章作者跟陳淑卿理應是愛侶，他們的曲折愛情也頗像某些《聊齋》故事。
但問題是：這篇文章是蒲鬆齡“夫子自道”，還是給他人代筆？當年蒲鬆齡做私墊教師時，經常替東家捉刀代筆。因家庭困難，蒲鬆齡還以賣文為生，因這類文章寫得太多，蒲鬆齡還專門寫了篇《戒應酬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蒲鬆齡集》的整理者把這類應酬文章，都收到《蒲鬆齡文集》裏。許多以第人稱寫的文章，所表達的感情並不屬於蒲鬆齡，而屬於請他代筆者。《陳淑卿小像題辭》的開頭有“射雀之客，舊本琅琊”八個字，“射雀之客”是對女婿的代稱，而“琅琊”是書聖王義之後人的稱，這說明陳淑卿的情人姓王。
蒲鬆齡三十幾歲吋恰好在王家坐館，《陳淑卿小像題辭》報然是代筆之作。既然陳淑卿不是蒲鬆齡的第二夫人，蒲鬆齡會不會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過蒲鬆齡校定的蒲氏家譜，蒲鬆齡兄弟四人，家譜沒明寫哪個兒子是庶出，但蒲鬆齡父親小妾的姓氏寫進了家譜，當然她肯定會在祖墳和蒲鬆齡的父親合葬。如果蒲鬆齡有個可能影響到他感情牛活和創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應葬進蒲氏袓墳。我認為，弄清蒲鬆齡墓有兩具還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鬆齡到底有沒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辦法。這就不是學術研究而是考古發掘的問題了按常理說，隨便挖開一個清代小說家的墳墓是不可能的，但蒲鬆齡是個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挖開過。於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中旬，在學術界對“蒲鬆齡第二夫人”展開爭論時，我單獨進行了一番實地調査。就“文革”中蒲鬆齡墓被掘一事，我在蒲家莊走訪了蒲鬆齡的幾位嫡係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