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出生在一個耕讀之家，他的父親竹亭老人曾經長期苦學，但卻為科舉考試所困，43歲時才補為縣學生員。曾國藩的祖父星岡公沒有讀過多少書，但壯年悔過，因此對竹亭公督責最嚴，往往在大庭廣眾之下，就大聲地嗬斥兒子。至於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發奮教育兒子們。曾國藩曾經在信中提到過這樣的事：“先父……平生苦學，他教授學生，有20多年。國藩愚笨，從8歲起跟父親在家中私塾學習，早晚講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講一遍，還不行再講一遍。有時帶我在路上，有時把我從床上喚起，反複問我平常不懂之處，一定要我搞通為止。他對待其他的學童也是這樣，後來他教我的弟弟們也是這樣。他曾經說：‘我本來就很愚鈍，教育你們當中愚笨的，也不覺得麻煩、艱難。’”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曾國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曾國藩9歲時已經讀完了五經，15歲時，開始讀《周禮》、《禮儀》，直到能夠背誦。還讀了《史記》和《文選》，這些恐怕就是曾國藩一生的學問基礎。曾國藩在14歲時因一首詩而得了一門親事。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顯達，推究其根源，實在是靠家學的傳授。
對曾國藩來說，美服可以沒有，佳肴可以沒有，華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沒有，但是不能沒有書，不能不讀書，讀書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國藩從小就特別喜愛讀書，1836年的那次會試落第後，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裝，悵然回歸，搭乘運河的糧船南歸。雖然會試落榜，但卻使這個生長在深山的“寒門”士子大開眼界，他決定利用這次回家的機會，作一次江南遊，實現“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宏願。這時曾國藩身邊所剩的盤纏已經無幾。路過睢寧時，遇到了睢寧知縣易作梅。易作梅也是湖南人，與曾國藩家是世交，也認得曾國藩。他鄉遇故人，易知縣自然要留這位老鄉在他所任的縣上玩上幾天。在交談中得知這位湘鄉舉人會試未中，但從其家教以及曾國藩的言談舉止中，便知這位老鄉是個非凡之人，前程自然無量。他見曾國藩留京一年多，所帶銀兩肯定所剩無幾，有心幫助曾國藩。於是當曾國藩開口向易作梅知縣借錢作路費時，易作梅立刻借給了他一百兩銀子，在臨別時還給了他幾兩散銀。經過金陵時，他見金陵書肆十分發達，流連忘返，十分喜愛這塊地方。在書肆中曾國藩看見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更是愛不忍釋，自己太需要這麼一部史書了。一問價格，使曾國藩大吃一驚，恰好與他身邊所有的錢相當。他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部史書買下來，而那書商似乎猜透了這位年輕人的心理，一點價都不肯讓，開價一百兩銀子一錢也不能少。曾國藩心中暗自盤算：好在金陵到湘鄉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錢定好，沿途就不再遊玩了，省吃少用，花費就用不太多。自己隨身所帶的冬季衣物在這初夏季節也用不著，不如拿去當了換點盤纏。
於是曾國藩把一時不穿的衣物，全部送進了當鋪，毅然把那部心愛的《二十三史》買了回來。此時，他如獲至寶，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平生第一次花這麼多錢購置財物，這就是書籍。此一舉動，足見曾國藩青年時代誌趣的高雅。在曾國藩的一生中，他不愛錢，不聚財，但卻愛書，愛聚書。
家中的老父得知他用上百兩銀子換回一大堆書的消息後，不怒反喜：“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為汝彌縫（還債），但能悉心讀之，斯不負耳。”父親的話對曾國藩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他閉門不出，發憤讀書，並立下誓言：“嗣後每日點十頁，間斷就是不孝。”
曾國藩發憤攻讀一年，這部《二十三史》全部閱讀完畢，此後便形成了每天讀史書十頁的習慣，一生從未間斷，一部《二十三史》爛熟於胸。
曾國藩不僅書讀得多，而且讀得極深，他是這樣看待“專”字的：“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不久；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覽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見異思遷，則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
治學貴專，不專則廣覽而不精，博闊而不深，隻能得其皮毛而失其本質，知其形而忽其實，懂其表而不識其內涵。專一是治學的標尺，越專則標度越深。比如數學，僅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運用。隻要題目稍加變化，便會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束手無策。
他還善作筆記。曾國藩說：“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做好筆記的筆、紙要準備好，讀書不動筆，等於白讀；讀書不作記，讀也白讀。
曾國藩讀書還講究一個“恒”字，讀書是他堅持了一輩子的事情，日日讀書，日日寫作，真正是活到老學到老，勤奮不息。
在翰林院，曾國藩已經是一個做了高官的人，許多人到了他這樣的地位，早已覺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書本了。可是他卻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闕齋”，而且還非常認真地定下了一份詳細的讀書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