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多父親那樣，毛澤東也喜歡給兒子們講《西遊記》的故事，尤其是講孫猴子的故事。神話對富於幻想的兒童來說，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
毛澤東不但把孫猴子的故事講給兒子們聽，也常把這個故事講給女兒聽。不過那是在建立了新中國，走進了中南海以後的時候。女兒李敏是在蘇聯長大的，回國後語文課學得不夠好。
毛澤東重點幫助李敏提高中文水平。到了暑假，毛澤東常常請來兩位老師，語文老師幫助李敏補習語文，數學老師則幫助李訥補習數學。
毛澤東領著李敏走進他的書房，指著屋裏的一架架書說:
“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你要突破語文這一關，得下個決心，一架書一架書地去讀，讀完一架讀另一架，你會有進步的。”
毛澤東隨手拿了一本書遞給李敏，這是一本《西遊記》，為了提高李敏閱讀的興趣，他還講了幾段故事給她聽。毛澤東講的第一個故事就是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是用一種讚美的口吻描述孫悟空造玉皇大帝反的經過的。(王行娟:《李敏?賀子珍與毛澤東》，中國文聯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69頁)
國文節選《西遊記》的篇章
毛澤東讀《西遊記》等古典小說，是不把它當“閑書”“雜書”看待的。他認為優秀的古典小說是文化的精品，不僅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可以進入課堂，作為教材讓學生們學習賞鑒。
1941年7月1日，按照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精神，中共中央把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毛澤東指定擔任該院中國曆史研究室主任的範文瀾負責編選一本國文選，還定了一些需要節選的文章，如《聊齋誌異》和《西遊記》中的一些篇章。(《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頁)
筆者手頭沒有延安中央研究院《國文選》的資料，說不清其中選編了《西遊記》的那些章節。但是毛澤東將優秀古典小說一些篇章作為國文教材的指示精神，是被貫徹了，尤其是解放以後，從中學到大學的語文教材中，都節選了《西遊記》等優秀古典小說中精彩片段，如“孫悟空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三調芭蕉扇(火焰山)”等等。毛澤東身後，這個傳統更為之發揚光大，教育部指定中學生必讀的30種文學名著中，就包括《西遊記》。
趁著酒興講《西遊記》
推杯換盞之時，茶餘飯後之際，與工作人員和身邊人員漫侃閑聊“四大名著”，是毛澤東持之以恒的“業餘愛好”，他常常樂此不疲。
1959年3月，毛澤東在武漢聽取黃克誠(總參謀長)、張經武(中央駐西藏代表)、張國華(西藏軍區司令員)和雷英夫等就達賴集團在拉薩發動全區性的武裝叛亂事的彙報，當彙報結束，毛澤東對於西藏問題的大政方針確定後，請他們吃飯。飯間，毛澤東情緒很高，分別給他們敬酒。毛澤東當時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災不太吃藥，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於是他破例幹了幾杯。趁著酒興，毛澤東論《三國演義》，析《紅樓夢》，講《西遊記》，評《水遊傳》，上下幾千年，縱橫十萬裏，講得大家如醉如癡。(雷英夫陳先義:《統帥部參謀的追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頁)
毛澤東的這個“愛好”，使他身邊的人不能不認真對待。他們怕自己的知識麵太窄，不是毛澤東談話的對手，於是他們不得不認真研究“對策”。據毛澤東醫療組湯沛回憶:一次吃飯時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這些學醫的，不能光看醫學書籍，要多看些其它書籍。”並進一步教導他們:
“我們中國人要關心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一定要精讀《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名著。”(湯沛:《建國初期的毛澤東》，《中華兒女》1995年第9期)
毛澤東興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淺出地給他們講解這些書中的某些片段和情節，以及它們的意義。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毛澤東考身邊人員的場所。當然這也是他身邊人員增長知識的場所。此後，工作人員一有空閑就抓緊時間循序漸進地閱讀這些書，並努力將其中情節、背景、來龍去脈以及其意義弄清楚，並熟記之。開始，他們還分了工，若毛澤東問有關《紅樓夢》、《三國演義》的問題就由湯沛回答，若問《水滸傳》、《西遊記》的問題由吳旭君回答。否則，回答不出除弄得臉紅外還很丟麵子的。毛澤東看出他們的心情，每次都誘導式地和他們一起討論，一塊兒說笑，很是輕鬆，事情並不像身邊人員考慮的那麼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