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承恩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一部傑出的浪漫主義的神話小說，是有他的時代背景的。毛澤東讀《西遊記研究評論集》的圈劃，表明他對吳承恩生活時代即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狀況的認知。
元末明初，朱元璋篡奪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以後，建立了高度封建專製的中央集權的明王朝。明初的統治者，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還比較有本事，他們從本身的利益出發，為了鞏固新建立起來的封建帝國，在元代殘暴統治所造成的中國社會經濟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采取了一些發展經濟的措施，如移民墾荒、興修水利、實行軍屯以及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扶持工商業等，因而使農業生產和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曾一度出現比較繁榮的局麵。
但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了明代，已經進入封建社會的末期，封建社會的一切腐朽性，從各個方麵嚴重地暴露出來。極端的君主專製製度，造成了封建社會政治上的更加腐敗和黑暗。特別是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皇帝一個不如一個，封建統治階級更趨於腐化墮落。許多昏庸暴虐的皇帝濫施淫威，窮奢極欲;宦官竊權專政，胡作非為;特務橫行，道路以目。如武宗在位十六年，一次也沒有召見大臣。他除了在宮內奢侈淫樂外，還四出巡遊，所到之處劫掠財物，搶奪婦女，以至“市肆蕭然，白晝閉戶”。有一次他要到江南遊玩，朝臣一百零七人因諫阻被罰跪午門五日，五日後，又各責杖三十;繼起諫阻者受杖四十，五十不等:先後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的任意責打和誅殺大臣，比起武宗來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迷信道教，整天煉丹學道，祈求長生，在位四十多年，竟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很多權貴與道士勾結在一起，同惡相濟，荼毒生靈。宦官和宰相把持朝政，勾心鬥角。嚴嵩父子專權二十多年，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嘉靖末年，社會上已經呈現出一個政治敗壞、經濟破產的局麵。到了萬曆中期之後，以神宗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更加腐朽不堪，吏治腐敗達到極點，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達到極點，社會階級的矛盾愈趨尖銳，明王朝已經進入覆滅階段。
十六世紀明王朝的政治狀況黑暗腐朽，每況愈下，毛澤東讀《明史》對此有明確的認識，透徹的分析:
1951年的一天，毛澤東輕車簡從，由北京來到昌平縣十三陵，在護陵工作人員王有富的引導下巡視“逛陵”。在埋葬嘉靖皇帝朱厚熜的永陵，毛澤東向王有富和隨員介紹說:
這個皇帝特別迷信，二十載不親朝政，偏聽偏信，重用奸臣嚴嵩達二十年之久，還將清官海瑞下了大牢。這個皇帝死後，他的兒子隆慶皇帝才放出海瑞。
下了永陵，毛澤東又來到埋葬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定陵。他繞著墓碑走了一圈，感慨地說:
定陵葬的是萬曆皇童，他叫朱翊鈞，就是京戲唱《二進宮》的李豔妃抱的小皇帝。他十歲登基，這個人長大了，酒色財氣都好，極度奢侈腐敗，長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種子，是個無道昏君。他當了四十八年皇帝，是明朝當皇帝年頭最長的一個，也是失民心最嚴重的一個。(吳曉梅:《毛澤東視察全國紀實》，湖南文藝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頁)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春節座談會)。他在會上說:
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晚年毛澤東》第257-258頁)
同年5月12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
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趙以武:《毛澤東評說中國曆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446頁)
毛澤東在談話中說，自己被書迷住了，正在讀二十四史。又說:
看了《明史》最生氣，做皇帝的大多搞得不好，盡做壞事。(《毛澤東的文藝美學活動》第225頁)
明英宗，即朱祁鎮(1427-1464)明朝第六個皇帝。明武宗，即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十個皇帝。
明朝皇帝，除了前期有幾個“比較好”和“稍好些”外，其餘的都“搞得不好，盡做壞事”!這就是吳承恩生活時代最高統治者的狀況。“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們“盡做壞事”，大臣們結黨營私、貪贓枉法，整個社會豈能不一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