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生活上看，明代經濟發展中有了新的因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開始出現，並得到發展，這同時標誌著封建社會曆史的進入末期。明代的手工業和商業空前地發展，不僅紡織、冶鐵、造船、製鹽等手工業生產有了新的更大的發展，就是以前不很發達或根本沒有的行業如造紙、印刷、製糖、軋綿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長。商人到市裏做生意的，“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商品經濟的出現和發展，進一步刺激了官僚、地主，特別是最高統治者及其皇親貴戚們對於奢侈品的追求，農產品的商品化更引起這些人對土地的瘋狂掠奪與兼並。他們侵占官地、強奪民田，橫征暴斂，敲詐勒索，殺人奪產，弄得“農商交困”。在這種破產流亡，無法生存下去的情況下，人民都紛紛起來反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相繼出現。成化(憲宗)年間已有劉通、李原等領導的流民暴動，起義群眾達到一百多萬。武宗時，農民起義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廣，鬥爭十分激烈，幾乎傾覆了明王朝的統治。例如劉六、劉七領導的農民暴動，自北京附近攻入山東、河南，轉進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縱橫數千裏，曆時三年之久。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激化，引起了統治階級內部某些人產生改良政治的願望，也促進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
政治生活的激烈動蕩和經濟生活形態發生質的變異，必然引起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化。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市場更加擴大，開始逐漸破壞封建主義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城市經濟繁榮，人口迅速增加，市民階層的力量不斷增長，市民意識日益抬頭，由此產生要求民主平等、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意識，在思想文化領域各個方麵反映出來。哲學思想的標新立異，教育的革故鼎新、激濁揚清，文學創作向表現市民生活方向發展，成為混亂社會生活籠罩下的巨大潛流。明代中葉以後，特別是嘉靖、萬曆年間，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麵。這一時期，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和現實的關係十分密切，它們或顯或隱、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其中有的描寫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情況，有的反映世態炎涼的社會風氣，有的通過曆史題材猛烈地抨擊當時的社會醜惡和黑暗，有的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熱情地歌頌反對封建禮教和追求婚姻自主的要求，有的曲折地揭露、諷刺封建統治階級的種種罪惡，有的直接表現民主平等、個性解放等市民的思想感情。由於這些作品表達了當時時代的思想潮流，因而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歡迎和進步文人的支持。而且小說、戲曲的形式比起正統的詩文來要自由，活潑，更適宜於反映當時豐富、複雜的生活，特別是語言的通俗、淺近，容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加之這時印刷術的空前發達，又為它們的廣泛流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文學作品(自然包括小說)是一定的社會時代的產物，作品創作總是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生活實際相聯係的。曆史演義小說是這樣，像《西遊記》這樣的神魔小說也是這樣。隻不過它反映曆史時代和社會生活是曲折的、間接的而已。毛澤東特意標出“十六世紀”，表明吳承恩就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西遊記》就產生於那樣的時代背景。表明毛澤東解讀《西遊記》也從“知人論世”入手。
晚年境遇淒涼
毛澤東關注吳承恩的生活時代，明於“論世”;也關注他的身世經曆和思想感情，明於“知人”。了解小說家的身世經曆，無疑是透徹解讀和愜意欣賞小說的前提條件之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有一次對吳承恩一生經曆的敘述。
1962年12月，中共江蘇連雲港市市委書記許耀林作為市黨代表參加了江蘇省第四屆黨代大會。在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當時，毛澤東巡視各地途經南京。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邀請毛澤東接見正在開會的黨代會人員。
接見時，會堂沸騰起來。毛澤東邁著穩健的步伐走到主席台前，省委一位領導拿起話筒請毛澤東講話。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講了兩句話:“團結起來，努力奮鬥，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許耀林在回憶錄中寫道:“明代的吳承恩以連雲港花果山為背景，寫出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西遊記》的來龍去脈，我是在這一次毛主席接見後才得知的。”
當時，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去上海開會前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囑咐胡耀邦在上海會議結束後，“順便路過連雲港看看孫猴子老家”，並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