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有機生命總是以毀滅自身作為變化發展的條件。任何生命火焰終將化為死亡的灰燼，這並不是悲觀主義的哀歎，而是反者道之動的規律。人類並不總是有勇氣承認自然的規律，就象魯迅筆下的人物沒有勇氣接受別人指出他的新生兒必定死亡的事實一樣。老子驚人的坦誠向後人指出，幸福的終極可能是痛苦的始因，愛戀的結果可能是怨憎的開端，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這是老子對人生大智大悲的概括。
在儒家看來，老子的觀點過於絕對，因此失之偏激。用唯物辯證法的話來評論，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忽視了事物相互轉化的必要條件。不錯。老子的生活辯證法確有執其一端的偏頗。他過分強調了人生活動中變動不定的因素，讓不少話柄落入了攻訐者的手中。如果老子想要依靠他的《道德經》升一個高級職稱的話，他本來可以寫得更辯證一點，更圓滑一點，在各方評委麵前都能交待得過去。但是問題在於老子就是老子，他的偉大之處甚至包括這點偏頗。老子寫《道德經》並非閑來無事，要籌劃一個解釋宇宙萬象的八麵玲瓏的理論體係。
老子寫《道德經》，是針對人世間許多人在物欲名利上過於貪戀偏執，要炮製一副足夠分量的清醒劑來喚起這些人對宇宙人生的另一種認識。《道德經》的意義並不在指導人們如何具體地生活，而是要告訴人們具體的生活究竟如何。我們了解了“反者道之動”的道理並不因此就放棄生活的希望，大家去做蟄伏的烏龜！飯依然要香噴噴地吃，覺照樣美滋滋地睡，婚仍舊甜蜜蜜地結，官還是樂顛顛地做，隻是在人生總體的態度上，要認識到事變人遷的內在奧秘，少一點偏執，多幾分妥協，正如俗話所說：“得寬懷處且寬懷，何必雙眉抻不開。”
老子是偉大的，即使連黑格爾這種素來輕視中國哲學的狂妄之徒，也不敢正眼小看老子的天才。事實上，黑格爾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在他出世的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幾乎全部包含在老子的這句“反者道之動”的話裏了。
在“反者道之動”的基礎上，老子開始進入人生實踐理性的領域。可以料想，從老子所選取的思考角度出發，我們不可能指望得到一處積極入世的處世藝術。鑒於追求幸福的努力終將播下痛苦的種子，那麼明智的生活態度便是“處無為之事”，聽任事物的自然發展。這樣幸福雖然不多，但苦惱也因此減少。進一步講，既然“反者道之動”，一個人僅僅“無為”猶嫌太積極，最好索性甘心無用，常居弱後，反倒有希望由弱變強，以柔克剛。就鄧像太陽既然東升西落，那末與其高居東方，莫如甘做殘陽隱落西邊，這樣反倒有從東方重新升起的希望。這個道理很簡單，這個結論也很自然。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弱者道之用”。《道德經》五千箴言，大多是在反反複複地說明這兩句話。
以儒家的眼光來看，老子雖然不失機敏勇敢，說出了孔子感覺到卻不敢說出來的生活感受，但老子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在提出處世藝術的見解時，低估了人心和人性的本然因素，因此在現實實用性上很成問題。一般的中國人會感到老子的學說知易行難，可以意會，不可行踐。就好象山中的隱士，雖然人們對隱士大都很欣賞、很羨慕，但真的讓他去做，恐怕很少有人樂意。
所以，老子命裏注定是一位悲劇式的人物，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他都無法與孔子並駕齊驅。我們後人雖然在心底裏與老子不乏共鳴，然而在口頭上都認為有足夠的理由來指責他的消極。究竟是老子太超脫，還是我們太現實？究竟是老子太坦率，還是我們太掩飾？這隻好由每個人自己來回答了。
不過，中國人在內心還是喜歡老子的。我們既然已經有了儒家的入世哲學，當然不希望再來一種大同小異的東西。就好象一個人喝足了白酒之後，不想再來一瓶紅酒，倒是很想弄一杯龍井香片茶換換口味，雖說清淡一點，但畢竟可以養頤護神，去勞解乏。
老子在世之時，就知道自己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因為他不知趣地喚醒了沉醉於幸福之中的人們。老子深感自己不為時代所接受，所以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夜晚，悄然棄官獨自西去。他站在函穀關外荒草萋萋的山坡上，望著東方蒼茫的暮色，留了下麵的這段獨白：眾人無憂無慮快快樂樂的樣子，好象去參加豐盛的筵席，又好象春日登台遠眺那樣暢適。唯獨我，淡泊恬養，無動於衷，象不會嬉笑的嬰兒；又是那麼懶散，好象無家可歸的遊子。世人好象皆有所用，皆有所為，唯獨我愚鈍而且鄙陋。世人都競逐浮華，崇尚文飾，唯有我與眾不同，見素抱樸。為什麼我偏要與大家不同呢？實在是因為我太看重內心的生活，抱住人生的本原，明白“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的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