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第5章》）
[今譯]
政令繁多使人困惑，不如抱守虛靜采取中庸的態度。
[按語]
羅運賢：“中亦契也。為政不在多言，但司法契以輔天下，所謂無為，正此意耳。”
蔣錫昌：“‘多言’為‘不言’之反，亦為‘無為’之反，故‘多言’即有為也。”
河上公：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
生活充滿了五花八門、千姿百態的矛盾，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俗話說得好：”苦惱禍災時時來，誰家掛得免戰牌？”有人說幸福的家庭幸福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仔細咀嚼以後，覺得這話不無道理，還挺符合實際。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在所有五花八門、千姿百態的生活矛盾麵前，有沒有一種調和矛盾的準則。答案是有的。它就是“中庸”。做人中庸，做事也中庸，這是我們處世的藝術。在既不想去征服對方，又不能被對方征服的情況下，調和主客體之間的矛盾，除了用持中的藝術外，別無選擇。
中，是至善的表現；庸是道體的功用，將中庸用之於宇宙本體，它就是天地的中正，和天地互相平衡；將和用之於人生功用，它就是內心的中正，和內心互相平衡。所以堯將帝位傳給舜時告誡舜說：“一定要把握住‘中’。”所以舜將帝位傳給禹時告誡禹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所謂人心，就是因了我們的肉體凡身而生的種種欲念。所謂道心，並不是說人有二個心，而是說一人之心具有兩個方麵或者雙重性狀。在同一情景下，人的行為可以由人心來支配，也可以由道心來支配。人心惟危，是說人心很危險，往往會滋生過度的欲望。道心惟微，是說道心很微隱，良心常常含而不露。康熙年間的大學士張英在《聰訓齋語》中說：“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複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所以，一個人要做好人很難，要做壞人卻極易。隻有發明道心，弘揚天理，人的行為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這就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意思。
我們可以通過一則故事來認識“中庸”在曆史上的影響。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後，賢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名言，即“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過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台的宰相，為使元的專製政治適應於中國的統治，維護各民族的生命財產，加強民族融和等等，他確實費過苦心。從他上麵的這句話，就可想見他當時的治國之術的高超。在當時特別的曆史背景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各種矛盾非常尖銳，可謂危機四伏。為此，為了加強統治，就必須采取懷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麵加強民族團結，一方麵休養生息，盡量以經濟建設帶動政治的展開。為求得政治統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將自己的治國方針濃縮為上麵的那句話了，這是非常賢明的作法。中國人甘心情願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政治上或日常生活態度上，都極力避免走極端，總希望四平八穩，這種希望有它獨特的可貴之處。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體現出中國人的中庸心態。孔子說：“君子的言行做到符合中庸的道德標準，小人的言行違背了中庸的道德標準。君子之所以能夠達到中庸的標準，是因為君子的言行時時處處符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違背中庸的標準，是因為小人所作所為肆無忌憚。”孔子又說：“中庸可以說是最高的標準了，可人們卻很少能長久地實行它了。”孔子是一個中庸大師，他不如顏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權達變；他不及子貢有辯才，但可以教他收斂鋒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懼；他不及子張矜莊，但可以教他隨和。孔子具備了他們各人的長處又避免了他們的短處，他之勝於人，就在中庸之道。荀子也深知中庸之道，他說，對血氣方剛的人，就使他平心靜氣；對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規蹈矩；對心胸狹隘的人，就擴大他的胸襟；對思想卑下的人，就激發他高昂的意誌。他左之，則右之，他上之，則下之，總之，一切以中和為尺度。這樣，你就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進退自如，出入自然，坦坦蕩蕩，大大方方，瀟灑自如，遊刃有餘。這樣，你的人生就達到了化境，不論在何時、不論在何地，你都擁有一個和諧的人生。
如果你還必須依靠節製來實行中庸之道，那說明你還沒有真正進入中庸之道。隻有當你毫無怨尤、毫無痛苦、毫無感覺地迎接人生，你才真正地進入了中庸之道。
虛己待人——虛而不（氵屈），動而愈出
[原文]
大地之間，其猶囊龠乎，虛而不（氵屈），動而愈出。（《老子·第5章》）
[今譯]
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箱的皮囊？空虛但不會窮竭，越鼓動風就能越多地產生出來。
[按語]
張鬆如：“氵屈”，古忽切，音骨，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