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黃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裏，誰人不知？哪個不曉？爺爺是靠賣馬肉米粉起家的，兩個小錢一碟，一天總要賣百把碟，晚來一點，還吃不著呢。我還記得奶奶用紅絨線將那些小銅板一串串穿起來，笑得嘴巴都合不攏，指著我說：妹仔，你日後的嫁妝不必愁了。連桂林城裏那些大公館請客，也常來訂我們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貨，大公館那些闊太太看見我長得俏，說話知趣，一把把的賞錢塞到我袋子裏，管我叫“米粉丫頭”。
我自己開的這家花橋榮記可沒有那些風光了。我是做夢也沒想到，跑到台北又開起飯館來。我先生並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陸上是行伍出身的，我還做過幾年營長太太呢。哪曉得蘇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張張我們眷屬便撤到了台灣。頭幾年，我還四處打聽，後來夜裏常常夢見我先生，總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經先走了。我一個女人家，流落在台北，總得有點打算，七拚八湊，終究在長春路底開起了這家小食店來。老板娘一當，便當了十來年，長春路這一帶的住戶，我閉起眼睛都叫得出他們的名字來了。
來我們店裏吃飯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糧的小公務員——市政府的職員嘍、學校裏的教書先生嘍、區公所的辦事員嘍——個個的荷包都是幹癟癟的，點來點去，不過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們幾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還要吃力。不過這些年來，也全靠這批窮顧客的幫襯，才把這爿店麵撐了起來。
顧客裏，許多卻是我們廣西同鄉，為著要吃點家鄉味，才常年來我們這裏光顧，尤其是在我們店裏包飯的，都是清一色的廣西佬。大家聊起來，總難免攀得上三五門子親戚。這批老光杆子，在我這裏包飯，有的一包三年五載，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後一口飯為止。像那個李老頭，從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說是城裏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兒子在台中開雜貨鋪，把老頭子一個人甩在台北，半年彙一張支票來。他在我們店裏包了八年飯，砸破了我兩打飯碗，因為他的手扯雞爪瘋，捧起碗來便打顫。老家夥愛唱《天雷報》，一唱便是一把鼻涕，兩行眼淚。那晚他一個人點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說是他七十大壽，哪曉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們都跑去看，就在我們巷子口那個小公園裏一棵大枯樹上，老頭子吊在上頭，一雙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頂黑氈帽滾跌在旁邊。他欠的飯錢，我向他兒子討，還遭那個挨刀的狠狠搶白了一頓。
我們開飯館，是做生意，又不是開救濟院，哪裏經得起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楣，竟讓秦癲子在我店裏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調戲人家女職員，給開除了，就這樣瘋了起來，我看八成是花癡！他說他在廣西容縣當縣長時，還討過兩個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對我們店裏的女顧客也毛手毛腳起來，我才把他攆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著頭，斜著眼，右手伸在空中，亂抓亂撈，滿嘴冒著白泡子，吆喝道：“滾開！滾開！縣太爺來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場裏，去摸一個賣菜婆的奶，那個賣菜婆拿起根扁擔，罩頭一棍，當場打得他額頭開了花。去年八月裏刮台風，長春路一帶淹大水，我們店裏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時候，長春路那條大水溝冒出一窩窩的死雞死貓來，有的爛得生了蛆，太陽一曬，一條街臭烘烘。衛生局來消毒，打撈的時候，從溝底把秦癲子鉤了起來，他裹得一身的汙泥，硬邦邦的，像個四腳朝天的大烏龜，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掉到溝裏去的。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縣、武寧，那些角落頭跑出來的，一個個齜牙咧嘴。滿口夾七夾八的土話，我看總帶著些苗子種。哪裏拚得上我們桂林人？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氣？我對那批老光杆子說：你們莫錯看了我這個春夢婆，當年在桂林，我還是水東門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們爺爺掌櫃，桂林行營的軍爺們，成群結隊，圍在我們米粉店門口，像是蒼蠅見了血，趕也趕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樣把我搭上的。也難怪，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台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