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之比
我們讀《台北人》，不論一篇一篇抽出來看，或將十四篇視為一體來欣賞，我們必都感受到“今”與“昔”之強烈對比。白先勇在書前引錄的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點出了《台北人》這一主題，傳達出作者不勝今昔之愴然感。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台北人》一書隻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籠統而言，《台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醜、現實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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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是中國舊式單純、講究秩序、以人情為主的農業社會；“現在”是複雜的，以利害關係為重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工商業社會。（作者之社會觀）
“過去”是大氣派的，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現在”是失去靈性，斤斤計較於物質得失的西洋機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觀）
“過去”是純潔靈活的青春；“現在”是遭受時間汙染腐蝕而趨於朽爛的肉身。（作者之個人觀）
貫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可從上列國家、社會、文化、個人這四觀點來闡釋。而潛流於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則源於作者對國家興衰、社會劇變之感慨，對麵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有限”，對人類永遠無法長葆青春、停止時間激流的萬古悵恨。
難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們光榮的或難忘的過去，不但與中華民國的曆史有關，不但與傳統社會文化有關，最根本的，與他們個人之青春年華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如樸公或李浩然將軍，創立轟轟烈烈的史跡，固然在他們年青時，或壯年時，其他小人物如盧先生（《花橋榮記》）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亦與他們的“青春”攸關：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訂了親的“小妹仔”之不自覺的懷念。（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麵上，也是實際上，導源於民國之戰亂）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於樸公、李將軍，在別人眼中，毫無曆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台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台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麵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布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台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這些大陸人，撤退來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來像台北人，其實並不是。台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金大班最後摟著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赧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敘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幹”。尹雪豔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績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台兒莊”之炮火衝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裏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裏餘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餘嶔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竇夫人的遊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