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台灣，或幼年時就來到台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驪珠和俞欣，即屬於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於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逾越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驥，就屬此類。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於“回顧”過於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麵接受現實，並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丟棄了“傳統之包袱”。
惟獨對於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拋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著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讚成他們的作風。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眾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台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拋棄了中國傳統的人。他的父親王孟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了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王家驥舍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精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爺卻正相反：他也是中國舊式貴族家庭出身，父親當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將軍。他出國後，顯然因為突然離了“根”，不能適應外界環境，終於變成了一個白癡，我們不清楚他在國外，是否遇到什麼特別事故，引發導致他的精神崩潰。但我們卻知，他之退縮到癡癲世界，根本原因還是他不能接受現實，隻肯回顧，不能前瞻。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客觀地寫小說，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懷的態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歡或不喜歡），卻都從他作品之“語氣”（tone）泄露出來。我們讀《思舊賦》，可從其“語氣”感覺出白先勇對李少爺懷著無限憐惜之情。這使我聯想起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其巨作《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他對坎普生家庭（The Compsons）的那個白癡男子賓居（Benjy），也寄予同樣深厚的憐憫。事實上，雖然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譬如作品之“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我卻覺得此二作家有幾點相似：一、他們都偏愛喜回顧，有“情”，但逃避現實的失敗者，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憐愛賓居，也憐惜蔑視肉體“貞操”的凱蒂（Caddy），更悲憫與死神戀愛、對妹妹懷著某種亂倫感情而最後自殺的寬丁（Quentin）。但他對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神經正常，有理性，抱現實主義的傑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極端鄙視（白先勇對王家驥，倒無鄙視之意）。二、他們都采用癡狂、墮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 Culture）。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有點像中國舊社會文化：農業的，尊重傳統與榮譽的，講究人情的，紳士派頭的。福克納對這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舊秩序，也滿懷惦緬與鄉愁。所不同的，美國南方文化，不過一二百年的曆史。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卻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靈肉之爭
靈肉之爭，其實也就是今昔之爭，因為在《台北人》世界中，“靈”與“昔”互相印證，“肉”與“今”互相認同。靈是愛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現實，肉體。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廝鬥，全然沒有妥協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