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成親。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製著。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餘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於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耽溺於性欲之發泄：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但當他連醜陋的“現在”也抓不住時（阿春在盧先生房裏偷人，他回去捉奸，反被阿春“連撕帶扯”咬掉大半個耳朵），他馬上整個崩潰，而死於“心髒麻痹”。他之死，他之“心髒麻痹”，可以說是他的靈肉衝突引致的悲劇。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和盧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個男傭，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對於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們可從白先勇幾句輕描淡寫的對話敘述中，窺知這男主角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麗兒之影像，與他少年時代湖南鄉下訂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之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如此，在他不自覺中，“過去”之魅影統攝著他——“靈”的勝利。這期間，“肉”也起來反抗，企圖將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壯”“肉顫顫”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體內的“肉”之象征，但“靈”的力量太強，擠壓“肉”於一角，“肉”完全抬不起頭，卻想伺機報複，這種靈與肉的對峙對敵，白先勇在幾句敘述中點出：
舅媽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衝，王雄一來便和她成了死對頭，王雄每次一看見她就避得遠遠的，但是喜妹偏偏卻又喜歡去撩撥他，每逢她逗得他紅頭赤臉的當兒，她就大樂起來。
然而時間不能永駐，麗兒必須長大。入中學後的麗兒之影像，就開始不再能符合凝滯於王雄心目中那十歲的“小妹子”之影像。而麗兒在實際生活上，開始脫離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現象，來投射王雄之內心現象。最後，當麗兒舍棄了王雄，也就是說，當“過去”舍棄了王雄，他的生活意義頓失，“靈”即衰萎。剩下的，隻是空空的“現在”，隻是肉體，隻是喜妹。但他那被閹割了的“靈”，哪裏肯就此罷休？他最後對喜妹之施暴，與自殺身亡，其實就是他的“靈”對“肉”之最後報複，最後勝利。可不是嗎，他死後，靈魂豈非又回麗兒家裏，天天夜裏在園子裏澆水，把那百多株杜鵑花，澆得很像噴出了鮮血，開放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
過去是愛是靈，現在是欲是肉，這一主題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時常出現。過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靈愛郭軫。現在，在台北，“朱小姐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裏的小夥子”。過去，在上海百樂門，金大班曾把完整的愛給過一個名叫月如的男學生。現在，在台北夜巴黎，她為求得一個安適的肉身棲息處，即將下嫁老邁的富商陳發榮。“教主”（《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對那具有“那股靈氣”的薑青之同性戀，是愛情。現在，他與三水街小幺兒的勾搭，是肉欲。餘嶔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靈，是愛，是理想。他現在的妻子，是他為了維持“肉體生命”（吃飯睡覺），被迫接受的醜陋現實。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不可能妥協，或“昔”與“今”之不可能妥協，歸根究底，起源於一個自古以來人人皆知之事實：時間永不停駐。時間，不為任何一人，暫止流動，青春，不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盧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羅家姑娘成親，拾回“過去”。但誰能拾回過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沒有騙他，即使羅家姑娘真的由大陸來到台灣與他成親，他怎能撿回失落的十五年歲月？單就“時間”的侵蝕這一點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樣：“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鳳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而盧先生自己，“背有點佝……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怎能和當年那個“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幹幹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愛情”與“青春”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人既不能長葆青春，愛情也隻在凝固成一個記憶時，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說裏的愛情，必維係於生離或死別）。然而可憐的人類，卻往往不甘於隻保留一份記憶。他們要把這份凝固的過去，抓回移置現實中，以為這樣就能和從前一樣，卻不想到流動的時間，無法載納凍結之片刻。“過去”，永遠不能變成“現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尋的理想，並非反攻大陸就能實現，而是根本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