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戀花》中的娟娟，身上載有遺傳得來的瘋癲，亂倫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絕對逃不了悲慘結局。白先勇確實有意把娟娟寫成五寶再世。五寶是此篇敘述者（總司令）在上海萬春樓當酒家女時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戀愛的對象。五寶和“總司令”唱戲，“總愛配一出《再生緣》”。後來她被一個叫華三的流氓客，肉體虐待，自殺身死，死前口口聲聲說：“我要變鬼去找尋他！”十五年後，在台北五月花，“總司令”結識娟娟，長得酷似五寶，同樣三角臉，短下巴，“兩個人都長著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帶回家裏同居。後來娟娟結識柯老雄（與華三同樣下流，皆有毒癮），“魂魄都好像遭他攝走了一般”，任他萬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節這天”，娟娟突然用一隻黑鐵熨鬥，將柯老雄的頭顱擊碎，腦漿灑得滿地。白先勇用非常靈活的“鏡頭急轉”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與五寶的意象合而為一，傳達出娟娟即五寶的鬼之旨意。娟娟殺死柯老雄後，完全瘋掉，但她已報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並拔祛了今世新招之孽根，雖隻剩下一空殼，也好像沒什麼遺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說人物之“冤孽”，常與性欲有關，而且也常牽涉暴力。但我覺得白先勇亦存心將他的冤孽觀，引申而影射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無法控製與生俱來的冤孽，那麼，同樣，一切人為之努力，皆無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社會之寧亂。此種哲學理論固然成立，但畢竟太消極些，隻能適用於“昔”，不能合乎於“今”。然而這種基於實用社會學觀點的價值判斷，卻絕對不能介入文學批評之範疇內。因為實用社會學所針對的，是終將成為“過去”的“現在”，而文學藝術，唯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製，融彙“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威廉·福克納，對人類命運的看法，與白先勇相差不遠。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數）curse（孽，天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世紀性的文化鄉愁
《台北人》出版二十年重新評價
餘秋雨
今年正好是白先勇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台北人》出版整二十年。這部小說集在台灣現代文學界乃至整個海外華語文學圈幾乎已具有經典性質。記得已故作家三毛就曾說自己是看白先勇的小說長大的，長大後對白先勇筆下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淒豔之美仍然無法忘懷。有這種感覺的作家當遠不止三毛一人。我在國外與各種華語作家漫談的時候，座席間總很難離得開白先勇這個名字。世上有許多作品由於不同的原因可以轟傳一時，但能夠被公認對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養意義，並長久被人們虔誠記憶的作品卻是很少很少的，《台北人》顯然已成為其中的一部。
《台北人》出版的時候，大陸文學界正深陷於“文革”的劫難之中，當然無從得知。浩劫過後，風氣漸開，一些文學雜誌陸續選刊了《台北人》中《永遠的尹雪豔》、《花橋榮記》、《遊園驚夢》、《思舊賦》等篇目，廣西人民出版社還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本《白先勇小說選》，由此，白先勇開始擁有了數量很大的大陸讀者。後來，由於電影《玉卿嫂》、《最後的貴族》的上映，話劇《遊園驚夢》的上演，知道白先勇的人就更多了。但是據我看來，我們至今對白先勇作品的接受還比較匆忙，對於他的作品所提供的有關當代中國文化呈現方式的啟示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種阻隔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有著某種深刻的觀念和思潮方麵的原因。是啊，按照我們長期習慣的社會功利主義的文學觀，白先勇並沒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什麼觸目驚心的社會真相，提出什麼振聾發聵的社會問題，有時好像是了，但細看之下又並非如此。大家都知道他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後，總希望他在作品中傳達出某種一鳴驚人的社會政治觀念，但他卻一徑不緊不慢地描寫著某種人生意味，精雕細刻，從容不迫。這情景，就像喝慣了好好孬孬割喉燙臉的烈性酒的人突然看到了小小一壺陳年花雕而覺得不夠刺激一樣。另一方麵，八〇年代初的大陸文壇又經曆著一場對二十世紀以來各種外國文藝思潮的濃縮性補習，一些年輕的作家在大膽引進、勇敢探索的過程中看到了白先勇的作品也不無疑惑：這麼一位出身外文係、去過愛荷華、現又執教美國的作家，怎麼並沒有沾染多少西方現代文藝流派的時髦氣息呢？寫實的筆調，古典的意境，地道的民族語言，這與這些年輕作家正在追求的從生命到藝術的大釋放相比不是顯得有點拘謹嗎？總之，不管哪方麵都與白先勇的作品有點隔閡，在那多事的年月也來不及細想，都匆匆趕自己的路去了。磕磕絆絆走了好久，他們中有的人才停下步來，重新又想起了白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