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從《台北人》來看，我覺得白先勇的作品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麵的特色很值得當代中國作家注意。
直取人生真味
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泛泛說來也不會有什麼人反對，但反觀各種作品則會發現，作家要想塑造真正的人物形象發掘人生真味，會遇到許多不易逾越的障礙，而且這些障礙大多也是很有誘惑力的。例如對作品內容具體真實性的追尋，對題材重要性與否的等級劃分，對事件和情節的迷醉，對現代哲學思潮的趨附，對新奇形式的仿摹，等等。白先勇從寫小說之初就沒有迷失，幹淨利落地幾步就跨到了藝術堂奧最深致的部位，直奔人物形象，直取人生真味。
早在去美國之前他試寫小說的階段，盡管還存在著各方麵的稚嫩，但主旨的格局則已定下，“不過是生老病死，一些人生基本的永恒現象”[1]。以後他愈來愈堅定地固守這一創作主旨，因為他發現，從莎士比亞到托爾斯泰，從唐宋詩詞到《紅樓夢》都是如此。在《台北人》中，他確實始終抓住書名中的這個“人”字作文章，讓社交皇後尹雪豔、低級舞女金兆麗、空軍遺孀朱青、退役老兵賴鳴升、幫傭工人王雄、老年女仆順恩嫂、年邁將軍樸公、瘋癡的妓女娟娟、小學教師盧先生、落魄教授餘嶔磊、將軍夫人藍田玉、退休副官秦義方等一係列形貌各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站在讀者眼前。這些人物中有很大一部分牽連著曲折的故事、深刻的涵義，但白先勇無可置疑地把人物放在第一位，讓他們先活起來，然後再把他們推入人生，經曆事件，看能自然地扣發出什麼意義來就是什麼意義。有人曾問他寫作小說的程序，他說：
多是先有人物。我覺得人物在小說裏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還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卻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沒有用。因為人物推動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後編故事，編故事時，我想主題。……有了故事和主題，便考慮用什麼的技巧，什麼表達方法最有效。[2]
白先勇這段平實的自述深可玩味。他並不拒絕他的人物在成型以後承擔應有的使命，但在他們的孕育和站立之初卻不容有太多的雜質幹擾他們自足的生命形態，以免使他們先天不足乃至畸形。不妨說，他所固守的是一種純淨的人物形象成型論。除了不允許故事和主題的超前幹擾外，他還明確無誤地劃清了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成型與種種史料性真實的界線，讓小說中的人物成為一種獨特的真實。例如有很多讀者特別鍾情於《台北人》中的《遊園驚夢》，猜測白先勇能把這麼一群經曆坎坷的貴婦人寫得如此細致、美麗和動人，一定會有某種真實依據，白先勇在回答這一問題時說：“所有的小說都是假的，這是小說的第一個要素。……小說裏的真實，就是教人看起來覺得真。”這樣，他也就維護了對人物進行獨立創造的權利，使他們不是作為曆史政治的腳注[3]，而是回複到他們自身，磨研出一切人都能感應的有關人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