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把比較抽象和深奧的有關人和人性的命題化解為時空兩度，於是也就化解成了活生生的人生命題，因為人性的時空形態也就是展開了的人生形態。《台北人》中的人物，在時間上幾乎都有沉重的今昔之比、年華之歎，在空間上幾乎都從大陸遷移而來，隔岸遙想，煙波浩淼。於是，時間上的滄桑感和空間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組成了這群台北人的雙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哲思就從這雙重人生幅度中滲發出來。有的作家也能排除“非人”[4]的幹擾而逼視人的命題，卻往往陷入一種玄學式的滯塞，白先勇打破了這種滯塞，把自己的人物推入背景開闊的人生長旅，於是全盤皆活。隻有在人生長旅中，那些有關人的生命形態的盈縮消長、靈肉搏鬥、兩性覬覦、善惡互融、客我分離、輩分遞嬗，乃至於帶有終極性的生死宿命等等大題目才會以感性形式呈現得切實、豐富和強烈，讓所有的讀者都能毫無抵拒地投入品味。白先勇又不輕易地給這種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導，不讓某種絕對標準來淩駕於“真實的人生”[5]之上，這又進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題的恢宏度和無限的可能性，使文學的人可以用自己獨特的麵貌與哲學的人對峙並存。《台北人》就是這樣，不是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式，而是用地道的文學方式傳達出了那種形之於過程的、說不清道不明卻又具有廣泛裹卷力和震顫力的人生真味。
隱含曆史魂魄
如上所述，白先勇並不把史料般的真實性當作小說創作的主要依憑，但是，由於他極其重視人生的過程，那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的人物一起走進了曆史的河床。這樣一來，人生過程除了上文所說的一係列豐富複雜的主觀性體驗外，又增加了一層客觀性的體驗。白先勇可以不執著於客觀性的曆史真實，卻很執著於客觀性的曆史體驗，並把它與主觀性的人生體驗對應起來，使人生和曆史魂魄與共。曆史一旦成為有人生體驗的曆史，也就變得有血有肉有脈息；人生一旦融入曆史體驗，也就變得浩茫蒼涼有厚度。《台北人》中這些篇幅不大的作品之所以一發表就被公認為氣度不凡，有大家風貌，是與這種人生體驗和曆史體驗的二位一體分不開的。
白先勇曾經指出，世界有些表現人生體驗很出色的佳作，由於展現的幅度不夠廣袤，如珍·奧斯汀的小說，也就無法與真正第一流大師的作品相提並論[6]。一部作品氣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現的事件和人物的重要與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關及曆史的樞紐點，而是看作者下筆前後是否有足夠的曆史悟性。曆史知識遠不等於曆史悟性。有的曆史小說言必有據、細致紮實，卻沒有曆史悟性，相反，有的小說隻寫了現代生活中一些瑣屑人物的平凡瞬間，卻包含著深沉的曆史感悟。良好的曆史悟性，對廣個作家來說會變成一種近乎本能的生命衝動，使筆下的一切綰接久遠。當然不是所有優秀的作家都有這種衝動，但我以為，作為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作家，作為一個深知自己的民族在二十世紀極其悲壯和怪異的經曆的中國作家，沒有曆史悟性是非常可惜的，珍·奧斯汀他們且隨它去吧。
夏誌清先生曾經指出：“《台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曆史。”[7]有的評論家還進一步指出《台北人》如何觸及了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每一個大事件，而且對有些大事件還是十分寫實的。我可能不很讚同從這樣一個角度去理解《台北人》與曆史的關係。如果說《台北人》是曆史，那也是一部人格化的曆史，一部讓小說人物、作者、讀者一起進入一種混沌感悟的曆史，而不宜以曆史學的眼光去精確索隱和還原。記得歐洲啟蒙主義大師曾經說過，文學藝術家之所以會看中某個曆史材料，是因為這個曆史材料比任何虛構都要巧妙和強烈，那又何不向曆史老人伸出手來借用一下呢。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白先勇可能沒有他們說的這樣瀟灑，對於辛亥革命以來有些曆史事件，白先勇甚至可能會抱有他筆下的賴鳴升（《歲除》）差不多的心情：沒有傷痕的人不是能夠隨便提得“台兒莊”三個字的——白先勇也是以曆史傷痕感受者的身份來沉重落筆的，但總的說來，他不是感慨地在寫曆史，而是以曆史來寫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