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有力的印證，白先勇的小說確實在技巧上，匠心獨具，致使黃維梁先生說青年人要學小說技巧可以把《台北人》作為主要借鏡[16]，就白先勇自己非常重視的敘述視角（他一般稱之為觀點，Point of View）來看，《台北人》實在可說是作了一次豐富性和準確性的實驗。他總是設法借用一個最合適的旁觀者的眼睛來觀察事態，然後又用這個人的口氣敘述出來。有時這個旁觀者又兼當事人，有時旁觀者變得虛化，出現了全方位視角（全知觀點），但這個視角仍然帶有借代性，並非作者自身，而且這個不知身份的敘述者還有自己獨特的性情和評判方式，在一篇小說之內又常常轉換方位，顯得靈巧而透徹。這種技巧看來事小，實際上卻是中國現代小說對那種單一的主觀形態或單一的客觀形態的擺脫，是對作者—小說人物—讀者之間拙陋的直線關係的舍棄，是對同一事物有無數表現途徑、而其中又必有最佳表現途徑的承認，因此這在小說技巧論上具有入門性的意義。此著一活，全盤就有了生氣勃勃地多種變幻的可能性。難怪白先勇一再把這個問題放在技巧問題的首位。
白先勇另一個用心良苦的技巧課題是語言。《台北人》中的人物，身份各異、方音各別，但令人驚奇的是白先勇在對他們語言的設定上總是那麼真實和貼切，既可高雅到夠分，也可下俗到駭人，而且運用幾種方言也得心應手，但又不展覽方言到別地讀者難於接受的地步。在語言上，他一方麵得力於優秀傳統文學的陶冶而諳悉中國式的語氣節奏和特殊表現力，一方麵又得力於各種方言而增添了表達的豐富性和生動性，但最終他的語言法典隻有一條：“寫對話絕對是真實生活裏麵的話。”[17]在這方麵，他一再反對作者本身的幹擾，更厭惡那種拉腔拉調的所謂“新文藝腔”。以對話為樞紐，他要求作品的整個語言係統都走向細致和紮實，能夠精微地扣發出讀者的真實感性機製，而且把這看成是寫好小說的重要基礎。這一些主張和實踐，使白先勇在寫實的領域身手不凡，但如前所述，他又有強烈的象征欲動，因而就達到了寫實和象征相依為命、相得益彰的佳境。
他力求把寫實和象征的並存關係在特定的場景中獲得溶化和消解，主張營造一個個充滿情調和氣氛的關鍵性情景，先用寫實把那種氛圍刻畫出來，再讓象征意味從這個氛圍中散發出去。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這樣的聚會：寫實到極點，也象征到極點。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在中國傳統文藝的“意境”中融入了西方現代文藝中的長處。由於以上種種追求，白先勇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抵達了一種詩的境界，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詩化小說家。哪怕他在寫那種俚俗社會毫無詩意可言的生活和人物，也會因他寫實和象征並存的場景，以及象征背後所蘊藏著的曆史感悟、人生滄桑、文化鄉愁，而構成一種內在的蒼涼的詩境。
我在敘述白先勇小說藝術各個方麵的時候，故意避開了一個他本人從不肯放棄的話題：《紅樓夢》。他在小說藝術上的種種追求，總會不由自主地與《紅樓夢》對應起來，有時甚至以《紅樓夢》作為出發點，又以《紅樓夢》作為歸結。無論是從他的主張還是從他的小說實踐看，《紅樓夢》確實對他產生著一種疏而不漏的強大控製力，這當然不能僅僅看成是他對某部古典文學名著的偏愛了。文學是一個永恒的事業，文學的曆史上升起過一些為數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永恒星座，這種星座所散發的光輝是不受時間局限的。盡管文學現象日新月異，但文學領域裏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這些作品都已做了極好的，甚至是終極性的回答。因此，不管是哪個時代的文學事業的繼承者，都應是這些永恒星座的忠誠衛護者和終身性的仰望者。我們前麵說到了白先勇出現在文學領域裏的種種精神裝備，那麼最後還必須加一句：這位現代中國作家的精神行篋中還醒目地放著一部《紅樓夢》，而且永遠也不會丟失。
一九九一年六月於病中
世界性的口語
《台北人》英譯本編者序
喬誌高 原著 黃碧端 譯
這本短篇小說集裏所收的故事是白先勇大約十五年前陸續在他和當時一群年輕作家所創辦的《現代文學》上發表的。這些故事後來在一九七一年以《台北人》為書名結集出版。它們在發表後很快就使白先勇被公認是一個少有的兼具藝術感性、寫作技巧以及深刻的道德意識的作家。刊行以來，這本書在港、台及世界各地的華人中始終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最近中國大陸也開始容許刊行白先勇的作品，在那兒的渴望讀到非“官方路線”作品的年輕人當中，白氏的小說深得少數有幸先睹為快者的喜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