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的故事所隔了這麼久才出現在西方讀者麵前，部分原因在翻譯上的困難[19]。單以書名來說，如果把它直譯出來便可能造成誤解。白先勇小說的內容無涉於政治或時事問題，他所處理的題材也不是所謂的“人民大眾”；白先勇所作的，毋寧是借了故事中種種動人的情節，讓我們對五〇年代自大陸撤離到台灣的一小群男男女女所承受經曆的生活得到一種深刻了解。在這個意義下，也許把《台北人》譯為Taipei Characters（台北的人物）還更確當些。
這些故事裏形形色色的角色的確是像美國人口語中通常所謂的characters（“人物”）。其中有舞女、歌女和上流仕女；有把餘年消磨在回憶自己早年英雄事跡的高級將領和官員；還有一邊緬懷著自己學生時代參加愛國運動的往事，一邊不是在國外教書就是希望能到國外教書的學者、身上掛著與日本鬼子打仗的傷疤的老兵、空軍遺孀、老傭人、自負甚高的小飯店老板娘、年華老大的同性戀電影導演等等。白先勇把這些飽經戰亂的角色羅列在我們麵前，使他們所用的語言時而質樸無文、時而光芒閃爍、時而粗鄙、時而生動多彩，然而總是恰如其分地和各人的身份口吻相稱。作者就像天際的一顆孤星，以堅冷如鑽石的目光注視著下界光怪陸離的人世萬象。
白先勇屬於在台灣成長的一輩出色文藝創作家。這些作家中有許多他們之中有台灣本地人也有大陸來台家庭的子弟，包括了寫《尹縣長》的陳若曦。陳若曦小說寫作的年代及故事的背景都比較近，她那本書替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文革”浩劫期間的十年大陸生活留下了紀錄。白先勇的《台北人》則為中國現代史的多事之秋補敘了較早而不無關連的另一章。
白先勇的個人背景提供了他許多觀察周圍人事的機會，也成為他日後寫作的素材。他生於一九三七年，也就是盧溝橋事件、抗戰軍興的那一年。父親是北伐抗戰的名將白崇禧。白將軍在一九五一年攜眷撤退到台灣。幼年的白先勇隨著父母從原籍廣西而南京而上海而香港，終於到了台北。他的故事當中有些隱約有點自傳成分，而所有的故事都標示了他的敏銳的觀察以及他在經驗中捕捉到的生動印象。
對於他筆底下的人物——這些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間的謫客——白先勇盡管毫不畏縮、嚴密的觀察，卻並不表示任何指責或不滿的態度。他對他們在巨變之後生活方式上的依然故我——或依然故樂——毋寧視之為生命的一種高度反諷；對他們的沉湎於往日的或真或幻的光榮（也可說過去的一切如影隨形地跟蹤著他們）也未嚐不寄予深厚的同情。他所寫的既非社會史也非政治史，而是福克納所說的“人心的自我掙紮”的曆史[20]。福氏所寫的，也正是在另一個文化裏被人剝奪而失去依憑的一群。
這個滋養了白先勇寫作才華的熙熙攘攘的社會，值得我們在這兒褒揚一筆，因為“五四運動”後產生中國近代文學初期果實的，也正是同樣的土壤。白先勇和他的同時期的作家們承繼了一九二〇和三〇年代西化的中國作家的精神。然而時移世易，比起早期的中國作家，白先勇已能夠較健康地衡量中國文化的傳統，也能以較嚴肅的態度來麵對自己所投身的寫作事業。
白先勇畢業於美國愛荷華大學著名的“作家工作坊”，想必也曾吸取了亨利·詹姆士、喬伊斯、福克納和費滋傑羅等西方大家的寫作經驗。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在腐蝕中保存天真——可以為這點作證；他的故事裏對耀眼的鋪張、佳肴美酒的描寫也使人不免要拿來和《大亨小傳》裏主角蓋次璧的華筵相較。但是，不管故事背景是上流社會還是下流社會，使他筆下的人物具備了人道色彩的，是他們執著於追求一個美好、虛幻的理想。他們一生所抱的庸俗平凡的想望，是這樣不斷地被超乎自己所能控製的力量所摧毀。費滋傑羅為了他的建築在垃圾堆上和一場浩劫中的“美國之夢”終於毀碎而寫下的結語，在這兒也同樣合用——“於是我們繼續往前掙紮，像逆流中的扁舟，被浪頭不斷地向後推。”[21]
《台北人》集子裏的小說大約有一半連同作者另兩篇較早期作品曾在一九六八年編為一冊出版，而以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故事《遊園驚夢》為書名。《台北人》英譯本的書名也借用這個富有詩意而引人深思的題目，因為它既表達了貫串全書的懷舊之情，也傳遞了一再觸動我們的大夢初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