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園驚夢》在許多方麵都是白先勇風格的最佳代表。這篇小說既充溢著現代創作精神，又深深植根於傳統的中國生活與文化。明劇湯顯祖的《牡丹亭》在這裏一方麵是借為象征，另一方麵又和這個動人的故事緊緊地穿錯交織。《遊園驚夢》的題目其實是後人從《牡丹亭》的第十出改編的昆曲曲目。白先勇自己曾指出中國小說中常見爰用戲曲典故[22]，《紅樓夢》便是一個著例。“紅樓”裏的林黛玉曾因偶然聽到大觀園裏排演《牡丹亭》戲文而驚覺韶華易逝的感傷。白先勇把同一段戲文熔鑄在他的故事裏，使之成為更有機的整體。故事中，“新貴”竇夫人在她坐落台北近郊的富有園林之美的華廈開了一個盛筵，款待她的舊友新知。客人之一便是她的多年朋友錢夫人。錢夫人在南京時代曾以曲藝名噪一時。當客人們慫恿錢夫人清唱一曲時，伴奏的樂聲和醉人的酒，勾起了錢夫人舊時的回憶和創傷，傷痛交疊，竟使她歌不成聲。這一段戲文加上錢夫人內在意識裏對往事的追憶，加上她對自己目前處境的感受交織而成高潮，也便是所有《台北人》故事的共同主題的焦點。
這種巧於用典的文筆對翻譯者來說是個不尋常的挑戰。西方流行小說以莫測高深的中國人為題材，長久以來喜歡玩一種花招，就是用一些裝模作樣、似是而非的語言，使向壁虛構的“雜碎”看起來“真像那麼回事”。一個翻譯中國小說的人可沒法享受這個便利，因為他得對原文負責。不過，翻譯時在字麵上直譯以求保全其本來麵目，這並沒有錯，如果能這樣做而不致產生可笑的後果則更可佩。問題在這種譯法有時出現的是礙眼的做作——譬如說“牛肉”不譯成beef而譯為cow's flesh，“民主”不叫democracy而譯成people-as-host之類。要不然就是把顯然獨特的中文表達硬搬到另一個語言裏，而它的意義並無法從上下文一目了然，隻好用冗長的腳注來解釋。還有一派人走的是另一個極端，他們認為全世界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都差不多，所以每一個漂亮的中國成語都應該可以找到一個相襯的英文或美式英文成語來表達。問題是在這麼努力兩邊配對的同時，可能已經減損了讀者“讀的是一個中國故事”的感覺。
許多中外學者都曾嚐試翻譯《台北人》的故事，從這點也可以證明這些故事的感人和吸引力[23]。在本書中，譯者采取了既大膽又具彈性的譯法來設法重現故事中生動鮮活的語言。他們盡可能保留中文裏的慣用法，同時也采用美國口語，甚至俚語來傳達原文的精神。譬如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裏，那位俐口落舌的舞女大班講的自然不該是“標準英語”，可是也不該硬給她套上美俚所謂“龍女”[24]的冒牌華人語氣，同樣的情形也見之於《一把青》故事的敘述人師娘和《花橋榮記》裏妄想替人做媒的老板娘。如果我們要以英文作為這些角色的表達媒介，自然得讓他們自由自在地使用英文裏的慣用語和獨特的表達方式。
在本書整個翻譯工程中，編者所扮演的是仲裁人的角色。他得在語氣和意象完全不同的情形下做調人，以便妥為保全故事的重心。他也得協助使譯文在語氣上和字麵上不但自然而且精確，使它既是可讀的英文又同時忠於原文。原文使人感動的地方譯文照樣得使人感動，原文不令人發笑的地方譯文也不該逗笑。也就是說，偶爾有些粗糙的文字，他得相幫切磋琢磨一下；遇到某些可能產生不當效果的刺眼之處，也須設法消除——不管這些問題是因為過度忠於中文原文，還是因為太隨便地借用了美國語言“大熔爐”裏麵豐富的詞彙。
舉例來說，金兆麗，這個世界任何語言中都會有的潑辣徐娘，表示不耐於久等情人攬了錢再來娶她：“……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這裏若用mamma mia！來譯中文裏的“我的娘！”真是再傳神沒有了。但是我們不得不割愛，而另挑一個同樣合用卻比較喜劇性稍差的譯法：Mother of Mercy。因為mamma mia一詞，讀起來其種族色彩和語意交錯的效果實在太教讀者眼花繚亂，莫所適從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