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翻譯團隊”的第二位要角是葉佩霞，佩霞是生長在紐約的猶太人，出身書香世家，父親Harold Rosenberg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藝術評論家。佩霞從小耳濡目染，熱愛文學音樂，她熟讀莎士比亞，一段一段會背的，又因為長居曼哈頓，住在East Village，街頭巷尾的俚語俗話，耳熟能詳，所以她的英文也能雅俗並兼。佩霞對東方文化悟性特高，她的博士專業是研究日本民俗音樂，她到日本留學，專訪昭和時代遺留下來的老藝妓，跟她們學唱日本民歌。佩霞出師後，東瀛歸來，手抱三味弦，輕攏慢撚，淺唱低吟，我的日本友人聽後大為絕倒，以為有京都音。佩霞在我們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音樂係教授民俗音樂，她常常來旁聽我的中文課，也到過台灣進修中文。我力邀她參加我們的“翻譯團隊”，佩霞欣然同意，而且從頭到尾幹勁十足，也是因為《台北人》英譯的機緣，我與佩霞結下了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誼。
我自己中文英譯的經驗有限，隻有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念書的時候，把自己的幾篇小說譯成英文，作為碩士論文。“作家工作室”規定，碩士論文須用創作，嚴格說來，那不算翻譯，隻能說我用英文把自己的小說重寫一遍。後來我把《謫仙記》也譯成英文，經夏誌清先生精心修改後收入他編的那本《中國二十世紀短篇小說》選集中，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英文不是我的母語，用於創作就好像左手寫字，有說不出的別扭。我知難而退，就再沒有用英文創作的打算。參加《台北人》的“翻譯團隊”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巧合。
因為有高先生做我們的靠山，我與佩霞心中相當篤定，我們知道有這位譯界高手把場，我們的翻譯不至於滑邊。佩霞與我定下一個原則，翻譯三律“信、達、雅”我們先求做到“信”，那就是不避難不取巧，把原文老老實實逐句譯出來——這已是了不得的頭一關。當初寫《台北人》，隨心所欲，哪裏想得到有一天自己也要動手把裏麵的故事一篇篇原封不動譯成外國文字？當時隻求多變，希望每篇不同，後來寫出來十四篇小說各自異調，這就給譯者出了一個大難題。翻譯文學作品我覺得語調（tone）準確地掌握是第一件要事，語調語氣不對，譯文容易荒腔走板，原著的韻味，喪失殆盡。語調牽涉用字的輕重，句子的節奏、長短、結構，這些雖然都是修辭學的基本功，但也是最難捉摸的東西。我和佩霞合譯的第一篇，又偏偏選中了《遊園驚夢》，這是《台北人》係列結構比較複雜、語調多變化的一篇，而且還涉及特殊的中國文化背景。我先花了一番工夫對佩霞講解《遊園驚夢》裏那一群昆曲藝人的戲夢人生，幸虧佩霞的古曲文學底子深，《史記》、《杜詩》、《紅樓夢》的英譯本她都看過，而且極為傾倒，《遊園驚夢》的世界她很輕易便進去了。為了製造氣氛，我們一邊譯，一邊聽梅蘭芳的昆曲《遊園驚夢》，佩霞經過音樂訓練的耳朵，聽幾遍《皂羅袍》也就會哼了。然而把這篇小說轉換成另外一種文字，卻也費了我們九牛二虎之力。我們逐字逐句地琢磨，有時候找不到合適的英文字句，翻遍字典，摘發頓足也於事無補，我們兩人拿著放大鏡查遍OED（牛津英語詞典），偏偏就找不到le mot juste（正確字眼）。《遊園驚夢》裏又引了幾段《牡丹亭》的戲詞，這幾段戲詞對整篇小說的主題頗為關鍵，《牡丹亭》早有白之（Cyril Brich）教授的英譯本，白之的譯文當然典雅，但佩霞覺得引用人家的譯文到底不算本事，不如自己動手。她譯出來的這幾段戲文，頗有點伊麗莎白時代英語的味道，湯顯祖的《牡丹亭》成於十六世紀，所以倒也不算時代錯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