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初翻譯稿隻能算是一個相當粗糙的坯胎，這個粗坯要送到我們的主編高先生那裏，仔細加工，上釉打彩，才能由達入雅。就在高先生修改潤飾我們初稿的過程當中，我才深深體認到高先生英文的真功夫。他增刪一字一句，往往點石成金，英文字在他手中，好像玩魔術，撒豆成兵，全變得活生生起來。改別人的譯稿，最費工夫，改得太多，麵目全非，失去改稿的初衷。高先生不僅是一位經驗豐富而且也是最能體貼人心的編輯，他修改我們的稿子，雖然很細很嚴，但他總設法盡量保持原有架構，不使其失卻原貌。我與佩霞每次接到高先生的修訂稿，一麵讀一麵讚歎，佩服得五體投地。佩霞多才多藝，對自己的文字功夫頗自負，要她服帖，並不容易，有時我們認為譯得得意的地方，被高先生一筆勾銷，不免心疼，再上訴一次，如果高先生覺得無傷大雅，也會讓我們過關。宋淇先生在《鼠咀集》（喬誌高著）的序文中對高先生有這樣一段評語：
說起來奇怪，喬誌高自己也許不知道，他本人就集中國人的德性於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來自他的和藹性格，令人想起《論語》第一章的：“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這是知言，以高先生在翻譯界名望之重，我們跟他一起工作，一點也不感到壓力，真是如沐春風。他讓我們任意馳騁，過了頭的地方，自然會把我們兜轉過來，但我們有一二創見，他也會替我們撐腰。例如《思舊賦》這篇小說，是以兩個舊日官家老女傭的對話為主，我們最初是用普通英文，譯出來調子完全不對。我對佩霞說，《思舊賦》裏的羅伯娘，跟《飄》裏的Mammy、福克納《聲音與憤怒》中的Dilsey這些美國南方黑人嬤嬤有幾分類似，佩霞提議那何不用美國南方方言試試？果然，譯出來生動得多，比較接近原文中對話的語氣。從前美國南方一些世家的主仆關係，跟中國舊社會裏大家庭的組織有相似之處，重人情講義氣，這兩種文化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我們開始還有些擔心高先生的想法，未料到高先生卻認為可行，隻刪掉一些鄉土氣太重的詞句。《台北人》十四篇譯稿就這樣一來一往，五年間，高先生為審訂工作付出了驚人的心血與時間。他那些修正稿我都保存下來，捐給了我們學校的圖書館。日後如果有人對《台北人》的英譯有興趣研究，高先生的修正稿是重要參考。葉佩霞的執著精神也令人佩服，她後來不在我們學校教書了，卻在聖芭芭拉多住下一年，就是為了要翻譯這本書。那幾年我自己正在寫《孽子》，一邊譯《台北人》，創作、翻譯同時進行，也不知道怎麼磨蹭過來的。那時高先生住在華盛頓附近，我們各在美國東西兩岸，隻靠書信電話聯絡，可是我們三人小組卻有一種團隊的默契，我想那是由於高先生領導有方，他做事一絲不苟高效率的敬業態度，又是美國式的了。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有摸索的艱苦，可是精神上卻是其樂融融的，那是一次最愉快的合作。
我在這裏隨便舉一兩個例子，看看高先生的神來之筆。中文小說英譯第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就是中文人名，作者替他小說中人物命名，總希望能對人物的個性、背景、命運等等有所提示，啟發聯想。張飛、諸葛亮、潘金蓮、李瓶兒、賈寶玉、薛寶釵，這些人名取得好，涵意豐富，但譯成英文用羅馬拚音，那隻剩下了音，失去了意，而且拚音不加四聲連音也念不準。有些譯者也把中文名字意譯，那也不是每個中文名字都適合這樣做的。王際真（C.C.Wang）的節譯本《紅樓夢》，王熙鳳就直譯為“Phoenix”，西方文化中的鳳凰雖然有很不同的象征意義，但張牙舞爪的潑悍形象倒適合了鳳辣子的個性。霍克斯（David Hawkes）譯全本《紅樓夢》時，熙鳳便變成了“Xi-feng”。霍克斯的譯本當然是項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覺得他把鳳姐的名字羅馬拚音化卻是個敗筆，我寧取王際真的意譯。我們譯《台北人》的人名，傷透腦筋，何時意譯，何時拚音，煞費思量。《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中，金大班本名金兆麗，這個名字用上海話念起來刮拉鬆脆，拚音以後，便覺喑然。我與佩霞一時也想不出合適的意譯名字，隻好向高先生求救，高先生寄回來的答案是“Jolie”。佩霞與我看了拍案叫絕，這原是個法國名字，發音起來，與上海話“兆麗”很相近，又有“美麗”之意，音與意都相符，而且《夜巴黎》我們用法文“Nuits de Paris”，因此“Jolie”又添了些舞廳裏的巴黎味。高先生這一著棋，使得全盤皆活。《遊園驚夢》裏錢夫人的妹妹月月紅也教人為難，月月紅就是月季花，當然不能用拚音，但我們查遍了有關薔薇科的辭典，也找不到一個相當的花名，原因在“月月紅”有個重疊詞在裏麵，英文裏哪裏去找？隻好又把這個難題拋給了高先生。他一下子就解決了：月月紅就譯成“Red-red Rose”。英國詩人彭斯（Robert Burns）有一句常為人引用的名詩句“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月月紅的英譯便有了出典，而且英文中也有個重疊詞。月月紅花呈粉紅，隨開隨謝，原有幾分浮花浪蕊，“Red-red Rose”念起來也很俏皮，十分相配。幸虧高先生想出這個英文名來，怎能不教人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