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中，高先生答應出任《台北人》英譯的主編後，跟我通過一次電話，電話裏他談到這本書，他說他看了《冬夜》那篇小說頗有所感，那一刻我覺得似乎能夠了悟到高先生的感觸。高克毅先生那一代的知識分子，身經抗日戰爭，都懷有書生報國的一腔熱情，那時高先生正在美國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國際關係並獲碩士學位，哥大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培養外交人才著名。高先生當時便進入了國民政府中宣部駐美機構任職，從事宣傳抗日的工作，那時連領袖群倫的頭號書生胡適博士也投入了抗戰行列，出任駐美大使。美國是抗戰時期外交戰場的第一線，美國參戰，援助國民政府，是抗戰勝利的一大主因。高先生以及他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美國宣傳抗日是件很重要的工作。我讀到高先生寫的一些回憶抗日的文章，深為感動。然而抗戰勝利，不旋踵國民政府卻把江山也給丟了，當年投身抗日為國奔走的書生們，情何以堪，《冬夜》就是寫那一代知識分子黯淡的心情。編審《台北人》英譯稿是件非常費神的工作，我想若不是高先生對這本書有份特殊感情，不會輕易接過這件無價的“苦差”。
書譯完，我們這個“翻譯團隊”當然也就解散了，佩霞回到她的紐約老家。自從譯過《台北人》後，佩霞對語言、翻譯的興趣大增，她本來就會法文、意大利文這些拉丁語係，回去紐約，她不要教書了，到紐約大學去專攻語言，土耳其文、波斯文她都修過，一邊又從事翻譯工作，佩霞認為活到老學到老樂在其中。這些年每次到紐約我總找佩霞出來吃飯敘舊，我們喜歡到城中的Russian Tea Room去吃俄國大餐，佩霞的祖父輩是從俄國來的，所以對俄國文化備感親切，她也熱愛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我們在一起敘舊，總忘不了要提到當年翻譯《台北人》的苦與樂，也常懷念高先生對待我們的長者之風。佩霞說《台北人》裏她最能認同的人物是金大班，她喜歡摹仿金大班的滿口粗話——用英文講，那篇小說中美式英語的粗話譯得很生動，她認為那是她的得意傑作。“翻譯團隊”解散了，但團隊精神卻一直維係著我們這個三人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