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4年，石勒探聽到幽州遭受水災，百姓們糧食斷絕，而王浚卻不顧百姓死活，苟捐雜稅，有增無減，致使民怨沸騰，軍心浮動。石勒見時機成熟，親自率軍攻打幽州。當年4月，石勒率部來到幽州城，王浚還蒙在鼓裏，以為石勒來擁戴他稱帝，根本沒有準備應戰。等到大夢初醒時，已經身首異處了。
王浚剛開始謀反時，石勒並沒有實力殲滅他，而且當時不易獲得當地軍民的全力支持，於是他首先設計穩住了王浚，然後暗中積蓄力量，伺機而動。等到幽州遭受水災，而王浚又激起民憤時，石勒才借機一舉殲滅了他。
利導思維——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原文]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孫子兵法·九地篇》）
[今譯]
對自己的軍隊來說，有利於我就戰，不利於我就不戰。
[曆代論引]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今）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為，無利則止。
[兵法劄記]
“動”，行動，這裏指作戰。“止”，即不戰。
《孫子兵法》中多處談到“利”，十三篇兵法中共計有五十一個“利”字。“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是孫子利動思想的名言。
戰場上，敵對雙方布勢用兵，往往都是以“利”為基本著眼點的。孫武在闡發這個用兵原則時首先提出了動與止的前提條件。即：使敵人前後不能互相策應；大部隊與小部隊之間不能互相依靠和協同；主力部隊和非主力部隊之間不能相互救援，部隊建製被打亂，上下失去聯係，無法收攏和集中；士卒分散難於集中，對陣交戰陣形也不整齊。隻有在此有利的態勢下，才能致敵用勢，戰而勝之。否則，就必須待機另謀勝敵之法。
公元231年，諸葛亮五出祁山，率軍到達（眉阝）縣（今陝西（眉阝）北），然後進駐五丈原。司馬懿率軍渡渭水、背靠渭水構築營壘防守。魏蜀軍相持了百餘天。諸葛亮多次挑戰，甚至送給他一些婦女的衣服侮辱他，但司馬懿仍不為這所動。他認為，蜀軍遠道而來，糧草運輸困難，不能持久作戰，這是其不“利”。而魏軍糧草充足，以逸待勞，這是我之“利”。隻要以“利”動之，堅守不戰，以守為攻，蜀軍會不戰自退。後來蜀軍漸不能支，果然被迫撤軍。這個例子說明，“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確實是有效的製敵謀略。
古今作戰，兩軍都是以“利”伐謀，從勝而終。以“利”伐謀，其動止都是以“利”為目的。有的情況下，為了在戰場上奪得“大利”，有時還會放棄眼前的“小利”，假癡不癲，順詳敵意，爾後從利而動，獲得較大的勝利。
[人生感悟]
孫子“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這句“利動”思想的名言，若引伸到人生，其意義就得到了拓展、深化，它更多的是給人一種向上的、陽光的思維。
人的思維有利導思維和弊導思維之分。所謂利導思維就是遇到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時，把思考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麵，即從積極美好的方麵去想。所謂弊導思維就是凡事往壞的方麵想。
有一位盲人，性格十分開朗，生活十分愉快。有人問他“作為盲人，你不感到痛苦嗎？”盲人笑著回答：“我痛苦什麼呢？和聾子相比我能聽見聲音，和啞巴相比，我能說話；和下肢癱瘓的人相比，我能行走。”眼睛瞎了，卻不覺得絲毫痛苦，這就是由於他調整了比較的對象和方法，凡事從有利於自己的方麵思考。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東西不同。同樣一件事情，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和思考，就會有迥然不同的結果。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既可以從正麵理解，也可以從反麵理解。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事，也沒有絕對的壞事。好事中潛伏著壞的因素，壞事中包含著好的成分。正如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就要求我們在觀察和思考問題時，把一切思考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麵，從不利的事情中尋找美好，提取美好，放大美好。這樣不僅能使自己在不利的境遇下保持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激勵自己克服困難，戰勝挫折，而且也有益於身心健康。
學會利導思維，不隻是一個思考的技巧問題，還涉及到人的心態，人的性格和人的生活態度。一個人性格開朗、樂觀向上、心情舒暢，往往就能正確而對現實、正視事實，能夠協調和控製自己的情緒，保持良好的心態，遇事從積極和美好的方麵考慮問題。反之，一個人如果心胸狹窄、自慚形穢、缺乏自信，甚至悲觀絕望，往往容易陷入弊導思維的泥坑不能自拔，甚至會導致自我傷害、自我折壽。我們學會利導思維，就要掌握唯物論和辯證法，樹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正確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