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趾高氣揚的政治家出了一連串洋相，使記者大感意外，不知不覺中，原來的那種挑戰情緒消失了，甚至對對方懷有一種親近感。這整個的過程，其實是政治家一手安排的。當人們發現傑出的權威人物也有許多弱點時，過去對他抱有的恐懼感就會消失，而且由於受同情心的驅使，還會對對方發生某種程度的親密感。
為人處世中，要使別人對你放鬆警惕，造成親近之感，隻要你很巧妙地、不露痕跡地在他人麵前暴露某些無關痛癢的缺點，出點小洋相，表明自己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十全十美的人物，這樣就會使人在與你交往時鬆一口氣，不與你為敵。
不戰而屈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原文]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篇》）
[今譯]
百戰百勝，雖然高明，但不是最高明的；不用武力進攻就能使敵人降服，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曆代論引]
曹操曰：未戰而敵（戰）自屈，勝善也。未戰而敵自屈服。
李筌曰：以計勝敵也。
王皙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
張預曰：戰而後能勝，必多殺傷，故雲非善。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為大善。若吳王黃池（地）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兵法劄記]
很多時候，戰爭是以暴力手段來實現其政治目的，所以，戰爭又稱之為“流血的政治”。但是，能否通過非暴力手段，不流血或少流血來實現自己的政治、軍事目的呢？這就是孫子提出的全勝思想“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的這一思想，不僅從軍事戰略和國家的戰略的高度設想了戰爭的最佳效果，同時也指出了用非軍事手段解決軍事問題的一條最佳途徑。所以，千百年來令多少軍事家和戰略家們讚歎和折服，有的還把它運用於實踐之中。
陶侃是東晉時的著名將領。公元305年，右將軍陳敏反叛朝廷，荊州刺史劉弘派陶侃率兵迎擊陳敏。陶侃與陳敏是同鄉，部將扈環對劉弘說：“陶侃與陳敏曾經是朋友，你把大軍交給陶侃，萬一有變，荊州還能保全嗎？”劉弘回答道：“陶侃為人坦誠，忠於職守，他決不會做出對不起朝廷的事。”陶侃果然不負劉弘的重望，他身先士卒，指揮若定，將陳敏徹底擊潰。
屯騎校尉郭默因泄私憤殺害了平南將軍劉胤，事後反造謠說劉胤，企圖謀反。宰相王導擔心郭默造反，不但不製裁他，反而將他升為西中郎將。陶侃得知後，上表皇上堅決要求討伐郭默，經準奏後，親自帶兵征伐。
郭默深知陶侃治軍嚴明，而且深得將士們的信賴，將士們都願為他效命，聽說陶侃來討伐，心中恐惶，急忙召集部下商議對策。不料，陶侃兵行神速，郭默剛拿定主意，準備棄城逃跑，陶侃已將一座城池圍了個水泄不通，並且曆數郭默罪行，向城內的將士展開了攻心戰。
郭默想戰，不敢戰；想逃，斷了出路；想降，又怕性命不保。他在猶豫之間，城外號角齊鳴，陶侃發出了攻城的命令。這時候，郭默的部將宋侯見大勢已去，害怕禍及自己，為了活命，率兵把郭默抓獲，大開城門，向陶侃投降。一場戰鬥，士兵們的血還沒有沾上兵器，就以陶侃的輝煌勝利宣告結束了。
[人生感悟]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在《對（孫子兵法）文化遺產與跨世紀國際安全的幾點思考》一文中指出：“正如19世紀的戰略受約米尼的影響，20世紀的戰略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一樣，21世紀的戰略應當受《孫子兵法》的‘慎戰’‘全勝’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啟發，建立一種‘非零和對抗’的安全觀。”將“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引入到人生，若要使人屈服，不能依靠強權、霸道而要依靠個人的人格修養。
明代學者楊繼盛有一次在寫給兒子的書信中說：“寧可我讓人，不要使人讓我；寧可我容人，不要使人容我；寧可我吃虧，不要使人吃虧；寧可我受氣，不可使人受氣。別人有恩於我，我終生不忘；別人有怨於我，我及時丟掉。看到別人的好處，就稱讚不已；聽到別人的缺點，就守口如瓶。有人向你說某人對你要感恩報答，就說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這樣就使感恩的人感受更深。有人對你說某人惱恨毀謗你，就說他平時與我最要好，怎麼會有惱恨毀謗我的道理，這樣就使惱恨毀謗的人聽後怨恨自然化解。”
馬琴利做美國總統時，特派某人為稅務主任，但為許多政客所反對。他們派遣代表進謁總統，要求總統說出派那個人為稅務主任的理由。為首的是一個國會議員，身材矮小，脾氣暴躁，說話粗聲惡氣，開口就給總統一頓難堪的譏罵，如果當時換成別人，也許早已氣得暴跳如雷。但是馬琴利卻視若無睹，不吭一聲，任憑他罵得聲嘶力竭，然後才用極溫和的口氣說：“你現在怒氣應該可以平和了吧？照理你是沒有權利這樣責罵我的，但是，現在我仍願詳細解釋給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