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謀攻篇》）
[今譯]
用兵作戰的最高追求是用謀略戰勝敵人，其次是運用外交手段取得勝利，再次是用軍事手段去奪取勝利，攻打敵國城池是最差的選擇。
[曆代論引]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交，將合也。兵形已成也。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為下（攻）也。
梅堯臣曰：以智勝。以威勝。以戰勝。費財役為最下。
王皙曰：以智謀屈人最為上。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小（钜）敵堅，彼不交則事巨（小）敵脆也。戰者危事。士卒殺傷，城或未克。
[兵法劄記]
孫子主張“上兵伐謀”，是因為“兵者，詭道也”。孫子提出的這個思想是對戰爭經驗的總結，是對整個軍事行動的哲學概括，它提示了戰爭行為的本質。孫子這一思想，可以說是軍事戰略學中的大智慧、大謀略。
作為一般的軍事將領，幾乎共同地認定了一個死理：將軍的功勳應該在戰場上建立，將軍的豐碑隻能在屍骨上樹起。其實，這是十分偏頗的觀點。不戰而屈人之兵，多的是王者之氣，靠的是天道民心。而以戰屈人，多用的是殺人掠地的霸氣。在《謀攻篇》中，孫子先提出：“必以全爭天下”的命題，就是說：要戰勝敵國，擴展領土，不能僅僅依靠軍事暴力手段，而應以軍事實力為後盾，全麵地運用政治的、外交的、經濟的、文化的、秘密的、公開的各種手段，使敵國或敵軍完整地降服。
正因如此，在戰爭中，三軍統帥就不能隻懂指揮將士衝鋒陷陣，還應具有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重視“伐謀”與“伐交”。孫武把“伐謀”“伐交”視為上策與中策，就因為它是一種政治手段，其優點及特點是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取得“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的“餘勝”。而這“全勝”的“伐謀”正是戰略決策中的最理想的要求。公元前1763年，伊尹審時度勢，以謀略勝敵。伊尹是商湯的大臣，官名阿衡（相兼軍師。當時，為了探測夏桀的力量，伊尹向商湯獻計說：“要與桀的軍隊作戰，就要搞清楚桀的軍力有多強，桀的號召力有多大。這些一時很難看出來，可以采取抗貢（即不給桀送貢品）的手法來探視一下桀還有多大軍力和號召力。”
商湯接受了伊尹的意見。第一年，商湯末給桀進貢，桀發怒，調九夷之兵討伐商湯。根據這個情況，伊尹對湯說，桀還有號召力，不宜和桀作戰，趕快賠禮道歉。於是商湯給桀補送了更加優厚的貢品來平息桀的怒氣。
第二年，湯又抗貢，桀更加發怒，欲調九夷之兵討伐湯。但是，由於九夷的軍隊疲勞，財力耗盡，九夷反對連年用兵，不聽調動指揮，最後隻征集到三夷之兵來討伐商湯。這時伊尹獻計說：桀已經沒有什麼號召力了，三夷之兵戰鬥力也不強了，士氣也不高了，我們可以對桀作戰了。於是商湯聯合諸侯軍隊，在山西安邑的鳴條設下埋伏，誘桀的軍隊出戰。
這次戰役商湯徹底打敗了夏桀的軍隊，建立了商王朝，這就是曆史上的鳴條之戰。
[人生感悟]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傳統的謀略思想也在不斷地豐富和提高，因而更加受到人們重視和青睞。謀略不僅在國家安全戰略上起著重要的理論“基石”作用，而且已邁出了戰爭的“門坎”，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被運用於政治、經濟、外交、體育等各個領域。在當今世界，不懂謀略，不善用謀略，將會處處受製於人，大吃苦頭。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謀略是一種聰明睿智的哲學思考，是一種勝人一籌的思辨和對策，不僅適用於對敵人，也適用於對內部（如因人施教、靈活主動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等），不僅適用於對人，也適用於對事對物、對社會等，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一種樸素的謀略意識。
有個成語叫“南轅北轍”，意思是說目的地在南方，但駕車的方向卻對準了北方，結果跑得越快，離目標越遠。同理，如果上司使用了不忠誠的下屬，他總是同自己對著幹或者“身在曹營心在漢”，那麼這位下屬的能力發揮得越充分，可能對上司的威脅性就越大。
一凡在某鋼廠宣傳處工作，有一天，處長突然叫他整理一個勞動模範的先進事跡。其實，這是處長對一凡的一次考試，它將關係到一凡是否還能繼續在機關呆下去。本來對這樣的材料，一凡並不感到為難，但有了無形的壓力，便不得不格外精心。花了一個通宵，寫好後反複推敲，又抄寫得工工整整。第二天一上班，就把它送到了處長的桌子上。處長當然高興，快嘛，字又寫得遒勁、悅目，而且在內容、結構上也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可是，處長越看到最後，笑容越收緊。最後，他把文稿退回，讓他再認真修改修改，滿臉的嚴肅，真叫人搞不清什麼地方出了差錯。一凡轉身剛要邁步，處長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對，對，那個‘副廠長’的‘副’字不能寫成‘付’，這不合文字規範，你把它改過來，改過來就行了。”處長又恢複了先前高興的樣子，還一個勁地道：“來得快，不錯。”這一下考試自然過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