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譯]
開戰之間，在朝廷的策劃謀算時就能預知勝利的，是因為籌劃周密，勝利的條件充分；開戰這前就預計不能取勝的，是因為謀劃不周，獲勝的條件缺少。籌劃周密，條件充分，就能取勝；籌劃不周，條件缺少，就難以取勝，更何況根本不做籌劃、毫無條件呢？
[曆代論引]
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
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調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
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得無敗。
[兵法劄記]
戰場上的勝利，常常屬於膽大心細、謹慎用兵的指揮員，而關鍵之處，就是要求將領有神機妙算的本領。妙算，在《孫子兵法》中作“廟算”，原指古時候用兵在廟堂裏舉行一定的儀式，謀劃作戰大計，預測戰爭勝負，因此它引申義為測和謀劃，一旦戰爭來臨，或攻或守，或進或退敵情，己情，有利條件、不利因素，使用多少力量、兵力、怎樣部署，把握什麼時機，采取什麼方略，達到什麼程度，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以及作戰中可能會出現的意外情況等等，都要進行部分的廟算。
自有戰爭以來，作戰雙方總要進行一定的妙算。隻不過有算得多與少、正如誤、自覺與不自覺之分，以及將帥親自去算或是讓軍師、參謀、智囊團來算，在“戰車”、“馬背”上算或是在作戰室、參謀部、大本營裏算之別。在軍事決策中，誰來運籌、用什麼方法運籌、以哪裏運籌等手段和途徑方麵的問題，受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製，是隨著戰爭的發展和作戰方式的變革而發展變化的。但是，算得周密與不周密、正確與錯誤、自覺與不自覺，卻是衡量一個軍事指揮員思維能力優劣的主要標誌。因為雖說戰爭之勝負取決於政治、經濟、軍事、自然諸因素，但僅有這些因素是不夠的，還必須通過指揮員的主觀努力，對這些因素綜合思索，進而作出科學決策。在一定的物質條件下，決策得當，戰之即勝，決策失誤，敗之無疑。
積極主動地搞好廟算，是對指揮員的根本要求。高度重視廟算的作用，這無論從戰略、戰，以及戰鬥角度而言，都應如此。對於弱者一方，在強敵麵前需要廟算，而且在廟算中要從最困難處著眼，充分估計戰爭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從而製定出包括失敗後如何得動的多種應變方案，預備多種手段，以爭取把握應變的主動權。隻有真正從思想上注重廟算，才能為摘取戰爭的勝利果實創造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三國時，魏國的遼東太守公孫淵，於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2年），設置百官，自立為燕王，與曹魏分庭抗禮。最初二年春，魏明帝曹睿令司馬懿領兵討伐公孫淵。司馬懿整裝待發時，明帝問他如何打敗公孫淵。司馬懿回答說：“如果公孫淵明辨形勢，就會斷然割棄眼前利益，棄城出走，以此拖延時日，疲憊我軍，待機而戰，這是上策。可是公孫淵智淺寡斷，上策難用。他必然會認為我軍孤軍深入，難以持久，定會依托遼河據守，一旦接戰不利就會退守襄平，這是下策。我軍定能在襄平打敗他。”曹睿聽後，讚歎道：“看來討伐公孫淵之戰，都在將軍心中了。”於是司馬懿根據自己的廟算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便率軍渡過潢河，穿越華北平原，直搗公孫淵。結果，此次戰役，確如司馬懿所算的那樣進行，叛軍大敗，公孫淵被斬。司馬懿能夠決勝千裏，在於他能夠正確地分析敵我形勢，在廟算上棋高一著。
[人生感悟]
高明的戰略家和指揮官，能夠“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裏之外”。其成功的關鍵就是廟算，即事先的謀劃籌措、分析研究，從而根據具體的客觀現實製定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在人生之中，也是如此。
成功人士通常具有戰略眼光，即使他們在決定眼下需要的改革時也是如此。盡管他們的許多見解是以目標、質量或價值為導向的，但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個問題是”，這種想法無疑為他們明確“未來”目標提供了催化劑——考慮未來目標是一種遠見。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講的人是三位砌磚工人的工作態度。
有人問：“你們是在砌磚嗎？”
第一位工人爽快地答道：“對，砌磚。”
第二位工人也跟著說：“對，我們是在砌磚。我們在做每小時10美元的工作。”
第三位工人則搖了搖頭，說：“你問我在砌磚吧？不。我在建造世界上最偉大的教堂。”
雖然這個故事沒有告訴我們3位工人的未來，但我們能知道在以後的歲月裏，他們會有不同的結果。很可能，前麵兩位工人仍是砌磚工，他們缺乏遠見，他們隻是為工作而工作。並沒有什麼動力推動他們去取得更大的成功。
但可以推測的是，那位認為自己是在建造教堂的工人，不會仍然是砌磚工，也許他已經成為一個工頭或承包人，或者是一位建築師。他會不斷地因為他的遠見卓識而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