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曰：賞不逾日，罰不逾時。若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
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是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
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
[兵法劄記]
“凶”，指禍患。“命”，名。“費留”，可理解為軍費流失。對“費留”的現代色彩的解釋是指消耗性的經營、虧本的行動，即徒勞白費。孫子這句話旨在說明打了勝仗，奪取城邑，而不修明政治，及時論功行賞，進一步激揚士氣，以鞏固勝利成果，則會有禍患。
漢六年正月，劉邦大封功臣，因“張良多病，未嚐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之故，未有戰功。劉邦第一個封賞蕭何，任為相國。眾人不服。劉邦便以“功狗”和“功人”來區分戰將和謀臣，堅持對蕭何的封賞。確立了分封的原則。
劉邦封完功高勞著的大臣二十餘人之後，其餘諸人日夜爭功不決，排不出前後名次，未得行封。劉邦在洛陽南宮，從閣道上望見諸將經常一起坐在沙中竊竊私語。
劉邦問道：“這些人在說什麼？”
張良說：“陛下不知道嗎？這是在圖謀造反。”
劉邦不解地問：“天下形勢安定，何故造反呢？
張良答道：“陛下起於布衣百姓，靠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何、曹參等故人中所親愛者，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遍封，這些人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提心見疑生平過失而被誅，故而相聚謀反。”
劉邦憂道：“這該怎麼辦呢？”
張良問：“陛下平生所憎的人中，群臣共知的，誰最為甚？”
劉邦說：“雍齒與我有積怨，曾數次窘辱我。我欲殺之，因為其功多，故而不忍。”
張良說：“今日趕忙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連雍齒這樣得罪陛下的人都受封了，則人人意誌堅定，不再有他心。”
於是劉邦忙設酒宴，慰勞群臣，封雍齒為什方侯，並令丞相、禦史馬上定功行封。群臣散宴之後，都高興地說：“雍齒尚為侯，我們這些人就不用擔憂了。”
這起造反風波，因張良的勸諫而被平息。張良很好地保護了劉邦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
[人生感悟]
身為領導，建功立業，個中艱辛自不待言，希望的是能夠帶領部下們共同成功。可見領導者的責任重大。但是，任何基業都是以民意為基石的，任何政治都要反映民心。權威來自於民，也用之於民。
唐太宗善於納諫，從善如流，致使貞觀年間，政治清明，綱紀肅正，生產發達，國泰民安。某日太宗皇帝又集聚群臣討論企業與守成的問題。
唐太宗問道：“你們認為是創業難？還是守成難？”大臣房玄齡首先回答：“我以為創業伊始，困難重重，百事待舉需披肝瀝膽，嘔心瀝血，一個個地突破障礙，一個個地解決問題，才能建立起基業，我以為保險業務難。”
魏征則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說：“古往今來，許多帝王都能在最艱苦的情況下克服困難而建功立業，但是，又有許多人在貪圖安樂中又失去了祖先辛勤努力的果實，所以我認為，守成比創業難。”
唐太宗聽了兩人的意見後，發表了自己的結論：“房玄齡跟隨我打天下，戎馬倥傯，轉戰沙場，經常在九死中才求得一生，所以深知創業之難也；而魏征輔助我治理國家，嘔心瀝血，日理萬機，他經常唯恐因富貴而產生驕恣之心，因不察而衍生無窮禍害，居安思危，所以非常了解守成之難。可見創業與守成都是困難重重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創業之難已經過去，守成之難已進入議事日程，我希望諸位大臣能夠與我戳力同心，兢兢業業，克心職守，共同把守成工作做好。”一席話說得大臣們口服心服。
我們不得不欽佩太宗的政治頭腦以及善於團結部下的藝術。他之所以下了這麼一個極具辯證意味著結論，充分地表明了他治理國家的心聲。其實在沒爭論“創業與守成孰難”這個問題之前，太宗已發現出了問題的端倪：有些大將，因創業已成而產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有的人居功自傲，開始脫離部下；而有的人則開始打起“小算盤”，潛心於經營個人或小集團利益……這些都是不利於國家安定、政治清明苗頭，故此，太宗提出該問題讓大家討論，希望以此提醒諸位部下切勿讓勝利衝昏了頭腦，切勿在和平環境中栽了筋鬥。他的作法既未傷害武將們的自尊，又沒有失去表明自己政治主張的原則，可謂一箭雙雕！
《貞觀正要》是一部記錄太宗日常言行的典籍。其中有注“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由此，我們應牢記“創業難，守成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