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改革要想成功，必須讓多數人受惠。一個剝奪百姓權益來推進的改革勢必不能長久。不幸的是，清政府是在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國家衰微至極的情況下進行的改革，戰爭賠款和日常開支就讓它喘不過氣來了，國庫中的現銀屈指可數。新政所需的費用隻能靠征收額外的苛捐雜稅來籌集。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期興起的厘金製度，不僅沒有隨戰爭結束而撤銷，反而越征越多。當時清廷和地方政府在傳統的稅收外，又增加了許多新的稅捐，如糧捐、房捐、新捐、學捐、鋪捐、膏捐、統捐、攤捐等等，這都是以前所沒有的，如今卻是清末新政經費的一個重要來源。如袁世凱督撫直隸期間規定，“每戶售酒百斤，抽捐製錢一千六百文，並準其於常價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發售”。新政成了套在老百姓頭上的一條新的緊箍咒——盡管它的長遠效果對老百姓是有益的。
多數情況下，金錢成了新政推進緩慢的主要因素。為了推進新政，更為了維持統治，新舊官府一心向“錢”。比如商部本應該是扶持工商業的衙門，但有人憤而指出：“自商部設立，而當事諸公，紛紛聚議，不曰開統捐，即曰加關稅，不曰勸募紳富慨助巨金，即曰招來南洋巨賈責令報效……自有商部，而吾市井乃轉增無數剝膚吸髓之痛。”“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轉增無數剝膚吸髓之痛。”商部變成了向商鋪和工廠強行攤牌、納捐的衙門，學部成了向學生和家長征收額外捐稅的部門，於是各地湧現的百姓抗捐抗稅、衝擊新式學堂的行為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在看似轟轟烈烈的清末新政中，占據人口90%以上的農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對於新思想毫無認識，但對日漸惡化的生活狀態感觸尤深。人口的增長導致資源供給更加緊張，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國內官府的壓迫和外國勢力的侵入使得農村舊秩序正在消退，農民們渴望在動蕩中尋得安定的新秩序。然而新政並沒有帶來新的秩序，帶來的隻有新的負擔。沒有人給廣大農民在殘酷的現實中提供生活的避風港，他們就等著陳勝吳廣來挑頭揭竿而起了。同樣，占城市人口多數的貧民，也和廣大農民一樣，沒有分享到新政的雨露，隻看到多一項新政就多一重壓迫。於是，人們對新政的反感就被體製外的力量所利用，成了攻擊新政的理由。比如1909年1月，清政府計劃進行全國人口普查。這是預備立憲的需要。從技術層麵來說，人口統計是推行選舉的基礎。應該說這是一件好事，很有必要。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普通老百姓理解清朝此舉是清查“黑戶”，是增加賦稅的前奏。各地出現了抵製人口普查的騷動。
總之，新政對清王朝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是它的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它的催命咒符。從晚清的實踐來看，新政的作用是後者。
孫中山先生在1904年指出：“滿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隻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這座房屋免於傾倒嗎？……顯而易見，要想解決這個緊急的問題，清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清政府的衰亡不是小修小補的新政就可以輕易拯救的。載灃等人要想複興祖宗基業，必須對王朝進行傷筋動骨的深度“新政”，遺憾的是他們不具備這個能力。
普通老百姓可不管你是新政還是舊把戲，他們關心的是日子怎麼過下去、能不能過下去。現實是：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到1910年前後，清朝建立已經超過270年了，評書和演義中的朝代興亡讓中國人知道，現在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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