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倫參加了米店的激戰。他殺得性起，掛著一筐的炸彈，隻身衝向敵陣，一邊高喊殺賊，一邊拋擲炸彈，嚇得清軍慌亂躲避。在烈焰的映襯下，喻培倫“容色威猛，若能吃生人者”。最終他因負傷被俘遇害。就義前，喻培倫還慷慨高呼：“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年僅25歲。
1895年，因為廣州起義被清廷通緝又被香港當局驅逐出境的孫中山逃亡日本橫濱。日本報紙以《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為題目報道孫中山的到來。孫中山閱報後撫掌大叫：“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從此，“革命”二字引進中國語言，代替了“造反”和“起義”。名詞雖然換新的了，但其中流血犧牲乃至悲壯慘烈的內容並沒有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動動嘴皮子，而是要革命者做好犧牲的準備，做好殺人的準備。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和黃興在海外到處買槍，今天買三五支這個型號的槍支，明天買幾支其他型號的，東拚西湊，總共聚集200多支，每支槍所配子彈最多也不過200發。他倆帶著這麼點武器，就敢偷渡回國和清軍鏖戰，其中的大無畏精神令人歎服。以自殺警醒國人的陳天華曾談及自己能為國做的無非兩件事，“其一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隻要能達到救國的目的，就願意以身相殉。革命烈士林覺民在廣州起義前留言：“此舉如果失敗，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動同胞——嗟乎，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複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而猶生也，有何遺憾！”這份舍生取義的信念和雖死猶生的榮譽，支撐著年輕的生命們慨然衝進槍林彈雨。
正是革命誌士前赴後繼的努力和犧牲，最終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熱血青年汪精衛
北京什刹海的前海和後海之間的水道上，有一座南北向的單孔石拱橋，因形似銀錠而得名銀錠橋。每天，攝政王載灃從什刹海的醇親王府到紫禁城去上朝，都要經過這座銀錠橋。1910年（宣統二年）三四月間，有幾位新式打扮的年輕人頻繁出現在銀錠橋周圍。好幾天深夜，橋下都響起叮叮當當的聲音。原來，這是幾個立誌舍生取義的青年革命黨人，計劃在載灃路過時炸毀銀錠橋，暗殺攝政王。而為首者，就是汪精衛。
暗殺，是晚清革命黨人經常采用的手段。
革命黨人多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們痛感國家貧弱不堪，憂心於國家滅亡的噩運，迫切地希望改變現狀。革命是他們的選擇，但一城一地的光複，年複一年的宣傳動員，並不能滿足他們的迫切要求。於是，很多年輕人傾向於更快捷的手段：暗殺。
國內黑暗了千百年，清朝的龐然大物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推翻的，往往讓人束手無策，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於是，有人寧願舍棄生命，也要給敵人造成眼前的、更大的死傷。暗殺就應運而生了。最早約為1902年冬，留日學生楊毓麟在《新湖南》撰文，聲稱“非隆隆炸彈，不足以驚其入夢之遊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銅臭”。1905年9月，年僅27歲的吳樾在出發刺殺出洋考察五大臣前寫下《暗殺時代》一文。在文中，他說：“體質為小我，精靈為大我……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他說，願他死後，“化一我而為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他並且認為：“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陳獨秀當年20歲，與吳樾相爭刺殺五大臣。兩人竟然扭作一團、滿地打滾。精疲力竭後，吳樾問：“舍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陳獨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後者難。”吳樾說：“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對於革命大業，暗殺是小事，建設是大事；暗殺是容易的、一時的，建設是長期的，艱難的。但是，青年革命者等不及了，寧願先殺身成仁，而將艱巨的建設事業留給同誌們去做。
國內因此爆炸聲隆隆。著名的暗殺事件有1906年楊卓林謀刺兩江總督端方，1907年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1911年李燮和、陳方度謀刺廣州巡警道王秉恩。1911年廣州兩次發生暗殺事件，林冠慈等炸傷廣州提督李準，新任廣州將軍鳳山則剛踏上廣州碼頭就被李沛基炸死。而其中最著名的暗殺事件，莫過於1910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