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整整過了一年。1911年（宣統三年）的春天，福州城內花兒競相開放。城中老街巷林家的兒子林覺民突然從日本慶應大學回來了。嗣父林孝穎對兒子的不告而返非常驚異，一再追問原因。林覺民說：“學校放櫻花假，有幾位日本同學要去江浙一帶遊覽風光，臨時叫我陪去，所以來不及寫信通知。”雖然還有疑惑，一家人對林覺民的回國非常高興，尤其是懷有身孕的林妻陳意映更是喜上眉梢。廳堂中充滿了歡笑。
林覺民卻沒有時間享受家庭的溫暖，整天在外聯絡他人，沒人知曉此時他內心的糾結與苦楚。陪伴著老父嬌妻幼子，奔走在熟悉的故鄉街巷，林覺民從事著的卻是極端危險、很可能要付出生命代價的事情：武裝起義。林覺民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此次是受同盟會日本東京學生支部委托，回故鄉聯絡福建義士赴廣州參加新的起義。
同盟會決定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起義。之前，同盟會發動的曆次起義都失敗了。去年（1910年）11月，孫中山在馬來西亞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人商議起義計劃。清朝編練的新軍傾向於革命，是重要的爭取對象。之前安慶馬隊、廣州新軍都爆發過起義，因各種原因失敗了。孫中山等人意識到僅僅依靠新軍的力量是不夠的，還需要革命黨人作為骨幹力量從中領導。於是，他們決定挑選五百名優秀的革命黨人為“選鋒隊”，潛入革命基礎良好的廣州首先發難，帶動新軍起義。為此，孫中山等人製定了廣州起義的計劃，令“選鋒隊”兵分十路進攻兩廣總督署、廣東水師行台、警察署、軍械局、炮營、電信局等，然後打開廣州各城門迎接城外新軍入城，光複廣州。起義時間定為1911年4月13日。攻占廣州後，同盟會計劃由黃興率領一支革命軍出湖南，攻湖北；趙聲率領一支革命軍出江西，攻南京。林覺民回福州，就是吸收誌士加入“選鋒隊”。而他本人，早已下定決心成為其中一員。
一邊是國，一邊是家，林覺民幾次想將參加廣州起義的事情告訴陳意映，可又念及愛妻已懷孕八個月，對自己愛戀深沉，恐怕接受不了如此危險的計劃，幾次啟口卻又幾次將話吞回。3月19日，林覺民戀戀不舍地告別家人，從馬尾港上船經香港赴廣州參加起義。臨行前，滿腹話語又無法傾訴的林覺民與前來送行的同誌舉杯話別，豪飲狂歌。
與他同行的，還有幾十名和林覺民情況相似的革命誌士。
華南和南洋各地的“選鋒隊”紛紛奔赴廣州。當他們在路上的時候，4月8日，革命黨人決定由趙聲擔任起義總指揮，黃興為副指揮。趙聲，江蘇丹徒（今鎮江）人，17歲中秀才，之後接受清朝的軍校教育，並東渡日本考察。但他傾心革命，秘密加入了同盟會。1907年後，趙聲在廣東新軍任職，先後擔任新軍管帶（營長）、標統（團長），並曾參加1910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脫險逃到香港。他是同盟會內突出的軍事人才，應孫中山之召與黃興等人再次籌劃廣州起義。因為趙聲為廣州城內官吏所熟識，不便入城活動，所以留在香港負責指揮協調，由黃興去廣州做前期準備。
也就在當天（4月8日）發生了溫生才暗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嚴重影響了起義計劃。
溫生才，廣東梅縣人，出生於貧苦家庭，少年時被騙到南洋各地做苦力，種過煙草、在錫礦做過工，曾一度回國投身行伍。坎坷的人生經曆和對西方製度的了解，讓溫生才接受了革命思想，並加入了同盟會。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前，溫生才謀劃刺殺廣州將軍增祺，因無炸藥而作罷。1911年3月下旬，溫生才潛回廣州，伺機謀刺廣州將軍孚琦。
4月8日這一天，廣州將軍孚琦應邀參觀法國人的遠東飛艇社，返回路上遭到溫生才行刺。溫生才手持快槍向孚琦連續射擊，孚琦太陽穴、腦門、頸項、身部各中一槍，當場斃命。溫生才逃離途中被巡警逮捕。溫生才被捕後，廣東巡撫張鳴岐和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親自審訊。溫生才氣宇軒昂，鎮定自若地說：“擊孚琦者是我，主謀者也是我，何必多問！”張鳴岐問：“為什麼暗殺？”溫答：“不是暗殺，是明殺！”張問：“為什麼明殺？”溫答：“滿清無道，政治腐敗，民不聊生，都是此輩官吏所造成。隻恨我川資不足，不然到京師，可成大事！”張說：“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溫答：“殺一儆百，吾願一償。”張說：“此處刑罰厲害，你難道不怕？”溫答：“何不拿來一試？”張鳴岐威逼利誘不果，李準便施用酷刑，用抬杠軋傷了溫生才的雙腳，溫生才都不屈服，終在15日被押赴刑場。途中，溫生才神色自若，毫無怯色，對著人群高喊：“今日我代同胞報仇，各同胞務須發奮做人方好！”既而又說：“許多事歸我一人擔任，快死快生，再來擊賊！”
孚琦被殺，清廷震驚，將張鳴岐提拔為兩廣總督兼署廣州將軍，加強對廣州的監管控製。廣州城內流傳：革命黨人在4月底前舉事。張鳴岐和李準二人不敢怠慢，在廣州實行全城戒嚴，派出大批警察、偵探，加強巡查，四處搜羅革命黨人的蛛絲馬跡。一些革命機關和儲藏軍火的地點遭到破壞。考慮到新軍傾向革命，張鳴岐和李準將新軍槍機全部卸去，嚴加看管。廣州城中一片風聲鶴唳。鑒於清廷在廣州嚴密戒備，革命黨人處境惡化，加上從日本運來的一船武器和從美國、荷屬東印度彙來的款項誤期，黃興決定起義時間推遲到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