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如潮水般洶湧，清廷不能無動於衷了。官府的主要對策仍然是用緩慢的“預備立憲”來對抗革命，如今的應對之策隻能是加快立憲的步伐。載灃等人以為如此就能阻擋革命浪潮。
即便到了這個時候，清廷所釋放的“憲政誠意”還是異常有限。廣州起義發生的第二個月（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裁撤原先的權力核心軍機處，建立責任內閣——這是開明官僚和立憲派們之前疾呼力爭的。
因為沒有國會，所以這個責任內閣不可能是選舉產生的，而是由朝廷指定的。內閣設總理一人，協理二人，分為十部，每部設大臣一名。一共十三名大臣組成了責任內閣。具體名單如下：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劻（宗室），協理大臣（副總理）分別是那桐（滿族）和徐世昌（漢族），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族），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族），陸軍大臣蔭昌（滿族），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宗室），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族），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載灃集團本想通過責任內閣來顯示朝廷對憲政的“理解”和立憲的“誠意”，卻在這份名單中暴露了他們的專製欲望和對憲政的侮辱，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首先，內閣掌握在清朝皇室成員手中，從根本上違背了憲政的本意。
責任內閣設立的目的就是限製皇權，皇室設立內閣就是對皇權的自我限製。因此，“皇室成員”不進入內閣是個不成文的規矩，或者說是常識。人們分析新內閣的13名大臣，發現滿族占了9名，漢族隻有4名。而在9名滿族大臣中又有7人是皇室成員。皇室成員在內閣中占據數量上的絕對優勢，總理大臣又是慶親王奕劻，實際上整個內閣都是由皇室成員把持著。人們很自然將這個內閣譏諷為“皇族內閣”。
其次，內閣成員幾乎都是老官僚，是之前執政班子的延續。
總理奕劻之前就是領班軍機大臣，如今平穩“過渡”為新內閣的總理。他頭腦中有多少新思想，對憲政有多少了解，非常可疑。其他人，如溥倫、載洵等，也不是支持民主、推動憲政的人物。蔭昌則是載灃用來控製軍隊的人選。我們再來看來其他大臣的情況：
那桐，1856年生，滿洲鑲黃旗人，葉赫那拉氏。他舉人出身，沿著傳統官僚的成長道路一步步得到提升，之前也是軍機大臣，如今“過渡”到新內閣中來。如果說他和其他傳統官僚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參與了《辛醜條約》的談判，之後負責過外務部，對外交事務有所了解。但是對外部世界和民主共和，他也僅停留在了解的程度，要他讚同民主共和，那是萬萬不可能的事情。
徐世昌，1855年生，天津人。徐世昌被認為是袁世凱勢力的重要成員，是開明官僚。徐袁二人在青年時代就相識，並結拜為兄弟。按年紀算，徐世昌是袁世凱的大哥。之後，徐世昌雖然考中進士做了翰林，但在中下級官僚的位置上蹉跎了十多年。袁世凱在小站編練新軍時，徐世昌主動加入，成為新軍中僅次於袁世凱的二號人物，由此奠定了日後發達的基礎。徐袁二人思想相近，在清末新政中徐世昌也多有表現，不過在仕途上二人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徐世昌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積極追隨慈禧太後逃亡，得到後者的賞識，開始平步青雲。所以袁世凱後來被免，徐世昌受到的影響不大。這次，徐世昌能在內閣中排名第三，一來可能需要借重他豐富的行政經驗和對新政的理解，二來可能是用徐世昌來堵住漢族人、袁世凱殘餘勢力和開明官僚的嘴（徐世昌符合這三項條件）。總之，徐世昌是個政治點綴。
其餘三個漢族大臣中，名列各部之首的外務部大臣梁敦彥是廣東順德人，1856年出生。他的祖父和父親曾在香港、南洋闖蕩，家庭風氣開放，梁敦彥從小就學會了英語，並作為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在美國接受了教育。回國後，梁敦彥選擇在舊體製中做官，一步步升遷。他從事的主要是洋務活動，屬於典型的技術官僚。從他日後參與張勳複辟來看，梁敦彥應該算不上是擁護民主共和的人物。
學務大臣唐景崇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從翰林編修做起，曆任侍郎、禦使和多地的學政，1910年“專業對口”升為學部尚書，此次進入內閣做學務大臣也是平穩“過渡”。唐景崇生平喜歡讀書，喜歡治史，但是身體已老邁，怎麼看都是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老官僚。
排名靠後的郵傳大臣盛宣懷則值得重點關注一下。
盛宣懷，1844年出生於江蘇常州，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和洋務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人。盛宣懷不擅長科舉考試（隻考中過秀才），優越的家境讓他有機會從事參與社會事務。1870年，盛宣懷被李鴻章招入幕府，得到後者的賞識。從此，盛宣懷跟從李鴻章舉辦洋務活動，創辦了一係列采礦、交通、金融事業。同時，他自己也從事商業活動，是與胡雪岩齊名的“紅頂商人”。因為既當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盛宣懷的商業活動非常成功，資產豐裕。豐富的政治和實業經曆，讓盛宣懷諳熟帝國體製，對國情有深入的了解。和李鴻章一樣，盛宣懷思想開明，支持改革，但反對激進的革命。戊戌變法前後，他對維新改革是支持的，但反對康有為的急躁和貪功。李鴻章死後，其政治勢力在很大程度上為袁世凱所繼承，而精神衣缽則在很大程度上為盛宣懷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