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中秋節到了。在這個曆朝曆代造反者鍾情的起義日子裏，武昌城籠罩在一片緊張的氣氛中，不過還是安靜地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麼變故。但是在暗地裏，革命力量和清朝雙方都開足馬力進行布置，猶如兩匹烈馬相向飛馳，眼看就要迎頭撞上了。到底會誰勝誰負呢？
武昌起義是由湖北新軍發動的。編練新軍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內容。清廷原計劃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但各地進度相差懸殊。其中最成功的是袁世凱在直隸編練的北洋新軍，緊隨其後的是張之洞在兩江總督任上編練的南洋新軍，其他各省新軍相去甚遠，有的省份甚至毫無新軍可言。部分南洋新軍後來調往山東，歸入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其餘南洋新軍隨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而移駐湖北，發展成為了湖北新軍。
新軍的編製從上到下依次為鎮、協、標、營、隊、排、棚，相當於師、旅、團、營、連、排、班，長官分別叫統製、協統、標統、管帶、隊長、排長和棚目。北洋新軍一共有六個鎮，相當於後來的六個師；湖北新軍隻有一個鎮和一個混成協（相當於獨立旅），番號分別是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駐紮在武昌。此外武昌還有若幹輔助部隊和軍校。張之洞創建這支部隊的時候，懷著報國之心，征兵時多挑選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具有愛國創新思想的青年入伍。所以湖北新軍官兵們思想活躍，氣氛相對寬鬆，摻雜進來不少革命黨人。而袁世凱創建北洋新軍時，則一心想把它變為私家軍。除了少數軍官之外，北洋新軍都挑選身強體壯、憨厚木訥、隻知服從的農家子弟入伍，不利於革命思想的滲透。結果，湖北新軍在大變革時期傾向革命，北洋新軍退化為袁世凱的私家軍。總之，這兩支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新軍都沒有像原本設想的那樣忠君報國，而是先後把槍口對準了朝廷，成了清王朝的送葬者。
新軍反叛是清朝統治失敗的表現之一。南方新軍中彌漫著濃鬱的不滿和躁動情緒。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大多是缺乏出路而投軍的知識分子，在黑暗體製中看不到自身的前途；士兵幾乎全是破產農民和城市貧民子弟，從小就目睹社會不公，容易產生反抗情緒。因此，新軍的不滿是整個社會不滿的組成部分，新軍的躁動是社會不公的後果。他們成了武裝起義的潛在基礎。
早在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預測：“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隻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繼承了革命黨人前仆後繼的奮鬥，經曆了廣州起義和保路運動的準備醞釀，1911年10月10日，孫中山預測的星星之火，終於由湖北新軍在武昌點燃了！
倉促的首義
武昌的革命基礎良好。隨著整個地區開埠和近代事業的發展，新興社會力量對清王朝日益失望，倒向革命陣營。1906年初，一批年輕人在美國基督教中華聖公會所設的日知會閱報室批評現狀，謀劃推翻朝廷，演變為了日知會組織。日知會原本計劃響應同盟會發動的萍瀏醴起義。事泄，湖廣總督張之洞逮捕日知會成員，釀成轟動全國的“日知會謀反案”。日知會被取締後，會員化整為零，分化組合成為更多的革命組織。
1907年，一批湖北、湖南籍的年輕同盟會員在東京組織共進會，發起人有劉公、孫武、居正、焦達峰等人。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都有類似的經曆。比如劉公，當時26歲，湖北襄陽人，家境富裕，在日本求學期間，資助了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等革命刊物的出版印刷，參與同盟會的創立，為革命事業慷慨解囊。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劉公曾經騙家裏說要買官上任，拿到銀兩後全部充作共進會經費。孫武，27歲，湖北夏口人，接受過軍校教育，是前日知會會員，後到日本學習軍事，還真刀真槍地參加過起義。這些人成立共進會後，目標非常明確：在長江中遊發動武裝起義！
第二年，孫武和湖南的焦達峰分別返回國內，於1909年在武漢和長沙成立了共進會湖北分會和湖南分會，積極準備武裝力量。孫武把新軍士兵當做重點爭取對象，認為隻有運動軍隊，把清軍一隊一隊、一營一營、一標一標地爭取過來，才能以固有的組織和現成的武力，執行有力的武裝行動。這一行動方針被稱為“抬營主義”。共進會在各部隊中確定骨幹，各營隊都設立了召集人，有條不紊地發展同誌。
新兵入伍，總有老兵用投軍報國相互激勵，刺激新兵的愛國心。過後，老兵再挑選其中的可靠分子，陳述朝廷腐朽、國家危亡的事實，激發新兵的救國意識。最後，老兵才宣傳革命道理。如此水到渠成，一批批新兵傾向革命，被吸收為革命黨人。
當時在湖北新軍中發展成員的還有一個革命團體，這便是文學社。文學社和文學根本不搭界，原名群治學社，後來改為振武學社，又再次改名為文學社。改名的原因是革命活動屢被發現，為掩人耳目而取了個毫無政治色彩的名字。
文學社的骨幹蔣翊武、劉複基等人，也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比如蔣翊武，1884年生，湖南澧州（今澧縣）人，讀書後有了革命思想，不事科舉，曾因參加長沙起義被學校開除。劉複基，1883年生，湖南武陵（今常德）人，留學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歸國後積極從事革命宣傳。兩人曾聯係兩湖的會黨參加革命，後來為了在新軍中發展同誌雙雙親自加入新軍。蔣翊武於1909年入新軍41標當兵，劉複基在1910年投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當兵。他倆是文學社的老骨幹，到1911年，蔣翊武是社長，主持文學社事務，劉複基是評議部長。為了集中精力做好社務工作，劉複基從軍隊請長假，當起了文學社的職業革命家——這也可見當時湖北新軍的寬鬆氣氛。文學社除了蔣翊武和劉複基外，文書部長詹大悲是另一位骨幹。詹大悲，1887年生，湖北省蘄春縣人，長期從事報紙出版，倡言革命。文學社的機關報《大江報》就由他主編。1911年7月26日《大江報》發表《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號召激烈改革，遭湖北官府查禁，詹大悲因此被捕關押，是為“大江報案”。
文學社也大力在新軍中發展成員，默默地耕耘了好多年，到1911年回過頭來看看，他們在新軍中發展了3000多人。這個數據比共進會要多出一倍。湖北新軍總額約為15000人，而其中將近三分之一的官兵都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革命者。
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新軍中發展同誌，並沒有相互拆台，而是走上了合作道路，共謀大事。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後，湖北的革命形勢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方麵是反清輿論高漲，為革命做了準備，同時清廷的注意力都被四川局勢吸引住了，忽視了武漢地區。不利的一方麵的是湖北新軍的兩個標被調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有不少革命同誌被調走了，革命力量遭到削弱。共進會和文學社決定起義，利用有利的一麵，同時搶在清廷繼續抽調湖北新軍前起事。9月2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昌胭脂巷11號召開聯合大會，商議起義方案。和廣州起義一樣，大家也將起義時間定在10月6日，也就是農曆中秋節那天，屆時武昌的新軍和長沙的焦達峰同時發動起義。大會確定了軍事領導小組，推舉30歲的劉公（共進會）為總理，27歲的蔣翊武（文學社）為軍事總指揮，31歲的孫武（共進會）為軍務部長，決定由三人共同指揮起義。
確定起義計劃後，革命同誌們和同情革命的人們都很興奮，議論紛紛。這就導致了一個老問題：泄密。很快，“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消息在武漢三鎮不脛而走。當地一份小報甚至公開報道革命黨要在中秋節起事。
消息傳開後，清朝官府十分驚恐，趕緊布置應對。
武昌是湖廣總督駐地和湖北的省會，清朝統治力量很強。時任湖廣總督是47歲的瑞澂，他也算是晚清的一個能吏，並非庸碌泛泛之輩。瑞澂，滿洲正黃旗人，鴉片戰爭時期主持外交的大臣琦善之孫。他走的是幹實事、逐步升遷的道路，從刑部筆帖式起步，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堅守在北京收拾殘局，之後在上海道和江蘇布政使的任上推動新政，處理洋務，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後世對瑞澂有許多不好的描述，比如說他是靠拉關係發達起來的，又比如說他如何貪腐墮落，其實瑞澂在當時的名聲還不錯，做了不少實事，而且能夠出淤泥而不染，在腐敗成風的官場上做到不貪不占，很難得。但是，瑞澂性格優柔寡斷。可能是信佛的關係，他行事風格溫柔乏力，遇到重大決策常常猶豫不決。這對於手握湖南湖北兩省軍政大權、需要在亂世處理種種突發事件的湖廣總督來說，不是個好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