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的漫長黑夜終於過去了，10日的曙光投射在武漢三鎮上空。
官府對武昌的嚴密盤查依然沒有鬆動。清晨，武昌各個城門緊閉，大街小巷隨處可見搜查的軍警。彭、劉、楊三人砍頭的布告被張貼在城區各處，三人身亡的照片被發到各處軍營。上午，又有幾個革命黨人的據點在拉網式的搜查中被軍警查獲，三十多名革命黨人陸續被捕。有人謠傳，清朝要“殺盡漢人士兵”。很多軍營官兵人人自危。中午，瑞澂召集軍警長官開會。他還是守著名冊沒有動靜，隻是下令對新軍進行更加嚴苛的監控。規定新軍各營長官要對士兵親自監視，吃住在軍營中；選派可靠的士兵把守營門，武裝巡查各棚；不許士兵邁出營門一步，甚至大小便都讓士兵在棚內“自便”，用痰盂盛之。
工程八營的代理管帶阮榮發根據上級指示，在各隊中挑選親信士兵20名，發給子彈，守衛兵棚入口，規定其他士兵都不得擅動武器，呆在棚內睡覺，不得出入，不得高聲說話。
該營部分官兵駐紮在城內紫陽橋南。其中的革命士兵們知道了劉複基等領導人遇害、瑞澂掌握了起義名冊的消息後，人心惶惶，白天又得知革命黨人相繼被抓，大家更是心急如焚。工程八營的起義召集人是該營的一位棚目，叫做熊秉坤。熊秉坤和大家一樣心急如焚。
熊秉坤，1885年生，湖北江夏人，少時家貧，做過學徒和搬運工，後來進入新軍，一直在工程八營當兵。他傾心革命，先後加入過日知會和共進會，在工程八營發展了200多名同誌。按照預先的起義部署，熊秉坤應該在一天前就帶領同誌，攻陷楚望台軍械所。千呼萬喚的起義信號始終沒有出現，相反一幹人等被困死在軍營中，動彈不得。熊秉坤覺得這麼下去，大家隻能坐以待斃，死路一條。與其等死，不如拚死一搏。熊秉坤秘密召集幾個同誌碰頭。大家看著三位烈士屍體的照片，想著軍營內外的白色恐怖，都不言語。熊秉坤就說：“早晚是個死字，與其為官府按名冊一一砍頭，不如奮起革命，即使是死，也死得其所。”他說出了大家的想法。周圍沒有一人猶豫，一致讚成拚死一搏。有人還說：“我們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嚇唬我們！”最後，大家決定當晚（10月10日）9點鍾獨自起義，以槍聲為號，希望能贏得其他部隊同誌的響應，亂中取勝。起義決定傳達下去後，大家整裝待發，緊張地等待夜幕降臨。熊秉坤借故到各隊查看了一下，遇到革命同誌，大家就以目光交流，相互勉勵。
大家沒有子彈，怎麼辦？幸好有楊洪勝昨天送來的50發子彈，又有個革命士兵在10日當天從長官那裏偷來了兩盒各50發的子彈夾。熊秉坤將這150發子彈在起義骨幹中分發。軍營中的中下級軍官開始察覺到了異樣情緒。下午，衛兵長方定國找到熊秉坤，說：“我知道各位要幹大事，我決不阻攔，也不告發，隻求兄弟們別對我下手。我以前有對不住大家的地方，請多多包涵。”熊秉坤也直言相告，隻要不反對革命，革命黨人決不濫殺無辜。方定國走後，隊長羅子清也找到熊秉坤，淡淡地說自己晚上要“外出辦事”，有事請熊秉坤多“原諒”。可見，革命情緒已經震懾了部分中下級軍官。很多人選擇逃避或者向革命黨人示好。
傍晚，武昌的天空陰霾聚集，黑夜逐漸籠罩大地。7點過後，頑固軍官、工程營二排排長陶啟勝帶著兩名護兵，到各個軍棚查探情況。他走到三棚，發現士兵金兆龍穿著黃軍服筆直地坐著，左臂上係著一條白布，手中緊握步槍，十分可疑。陶啟勝仔細一看，金兆龍的步槍中子彈上了膛！
陶啟勝心中暗叫不好，驚問：“金兆龍，你想幹什麼？”
“以備不測。”金兆龍冷冷地回答。
陶啟勝大聲喝道：“我看你是想造反！”一邊喝問，一邊他就向金兆龍撲過去，要奪下步槍。金兆龍和陶啟勝扭打了起來。他死死護住步槍，疾呼：“眾同誌再不動手更待何時！”
呼聲驚動了隔壁的同誌。五棚的革命士兵程定國（又名程正瀛）聽到金兆龍的喊聲，連忙持槍跑到三棚來。他一看情形就明白了，也沒多想，舉起步槍對著陶啟勝就扣動了扳機。“嘭！”的一聲響，陶啟勝腰部中彈，鬆開金兆龍，踉踉蹌蹌地跑出屋去。陶啟勝的兩個護兵至始至終都不敢動手。
程定國無意識的這一槍，是武昌起義的第一聲槍響，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帝製崩潰的第一槍。這第一槍的榮譽起因於金兆龍的提前暴露，收功於程定國的拔刀相助。可是後人多把第一槍的榮譽歸在熊秉坤的頭上。原因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程正瀛墮落為軍閥爪牙，被昔日的同誌沉江；金兆龍則淪為軍閥偵探，北伐戰爭後抑鬱而死。二人“發難之功，不複為人道及”。而熊秉坤始終站在革命陣營，為人信服。可見曆史褒貶人物的作用多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