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還沒對袁世凱完全放心，他推薦袁世凱不是無條件的。
孫中山的辭職谘文附有三項條件：“（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就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員乃行解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新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章程。”在這裏，孫中山給袁世凱套了三條緊箍咒：接受《臨時約法》，政府設在南京，等袁世凱來南京就任後孫中山再正式卸任。
這三條之中，孫中山最看重的是《臨時約法》。憲法未立，臨時約法就代行憲法職能。西方的法律保障民主製度，人們對憲法和法律奉若神明。孫中山等人受西方教育熏陶，迫切希望給新生的民主共和製度圈上法律屏障。孫中山作為臨時總統，主持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製訂，組織同誌加班加點，隻用了一個多月就趕在1912年3月11日袁世凱就職前頒布。
我們來看看《臨時約法》的具體內容。首先，約法規定自由、平等和權利等原則，它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有請願、訴訟、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利。臨時約法還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中國人第一次在法律上擁有了如此寬泛的權利和自由。這些規定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憲法條款並無距離。不管這些規定能否落實，它們就像一麵麵高高飄揚的旗幟，正大光明無可辯駁，沒有後來者敢反對。整個社會受惠於此，在民國前期氛圍寬鬆，知識分子利用《臨時約法》規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紛紛組織黨團、創辦報刊、普及教育，百家爭鳴，千舸競發，萬花吐豔，好不熱鬧。中國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臨時約法》最實質的內容是確定了民國實行責任內閣製。約法采取了先前宋教仁主張的責任內閣製，給予了議會和內閣很大的權力。議會選舉內閣，總理領導內閣，對議會負責。總統沒有實權，就是個象征，是虛位元首。孫中山等人引入了西方的分權製衡精神，在約法中規定立法權屬於參議院，參議院有權議決一切法律、預算、決算、稅法、幣製及度量衡準則，募集公債，選舉產生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彈劾大總統和國務員，對臨時大總統行使的重要權力具有同意權和最後決定權。大總統是國家元首，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統率全國海陸軍，但必須聽命於參議院。比如《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臨時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大總統權力還受到了內閣的約束，行使職權時，須有國務員副署。比如第四十五條規定：“國務員於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時，須副署之。”最後，參議院有權彈劾罷免總統。總統受參議院彈劾時，由最高法院組成特別法庭審判。法官有獨立審判的權利。這樣，約法就徹底否定了集大權於一身的君主專製製度。
袁世凱如果接受了約法，隻能得到一個高高在上、空中樓閣般的總統。不過，袁世凱對《臨時約法》沒有提出任何意見，他不必在條文上和孫中山糾纏不休。況且，《臨時約法》隻是過渡性的憲法，正式國會召開後，必須製訂正式的憲法，袁世凱在這期間有大量可以“操作”的空間，可以施展他的手段。
袁世凱口頭發誓遵守《臨時約法》，至於他怎麼認識這部根本大法、如何去遵守，其他人就不知道也管不了了。相對來說，袁世凱覺得孫中山提出的三項條件中，最要命、最緊迫的是前兩條。袁世凱不能離開經營多年的北方，更不願意到南京去接任總統。
袁世凱的實力根基是北洋新軍，盤踞在華北地區。軍事強人很在意地盤，何況現在又是天下紛擾的亂世。袁世凱老擔心一旦離開了老巢，權力就失去了根基，甚至連性命也可能受到威脅。
不過，老道的袁世凱不會明著說“我不去南京”，相反，他給孫中山發電報說：“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隻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以諒此苦衷。”他以此為借口遲遲不肯南下。糊塗的參議員們竟然主動通過了定都北京的決議，引起了孫中山的震怒，黃興甚至揚言要派兵捉拿那些同盟會的議員。參議院不得不重新開會，作出了定都南京的決議。孫中山又派蔡元培等五人作為迎袁專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麵對孫中山派來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迎駕”專使，袁世凱高規格接待，舉辦了盛大的歡迎儀式。袁世凱重申非常希望早日南下就職，還與五位專使商談了南下路線：走水路呢還是走陸路呢？五個專使天真地心花怒放，以為此行任務必將圓滿完成，於是拍電報給孫中山：“袁將不日到位。”
2月29日，北京城突發兵變。曹錕的北洋第三師在北京鬧市哄搶市場，造成了惡劣的影響。日後的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剛從法國歸來，穿著西裝，在崇文門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個小時，目睹了亂兵搶、燒各店鋪的過程。北洋大兵們將齊如山當成了日本人，對他很客氣，還時不時向他請教所搶財物的價值。齊如山看到有人衝入鐵鋪，一無所獲，將窮鐵匠打了一頓。有人搶了冥衣鋪裏的壽衣、被子之類，問齊如山是不是綢子。齊如山想告訴他們是不能用的冥衣，可又怕他們再去搶別處，就說是。亂兵高高興興地抱著壽衣走了。又有人搶到貂褂，不知道是什麼，向齊如山谘詢。齊如山告訴他們是名貴的貂皮，亂兵們歡天喜地而去。我們知道，北洋新軍在清朝招收的士兵基本都是忠厚的農家子弟，對搶劫的事情很外行，也沒見過什麼好東西。不過，這一次兵變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官兵們在兵變中“收獲”豐厚，開始“迷戀”上了兵變。進入民國後，北洋軍兵變迭起，各級長官為之頭疼。不知道最初兵變的始作俑者如果知道後事，會不會後悔？
專使團住處周圍，槍聲尤其密集。有子彈射入專使居處，蔡元培等人跳窗而逃，倉皇避入東交民巷內的六國飯店，僅以身免。接著，天津、保定相繼出現兵變。事後北京查點，發現有四千餘家商鋪在兵變中遭到哄搶，京奉、京漢鐵路局和大清、交通、直隸三家銀行以及製幣廠也遭到劫掠，損失白銀900多萬兩。東安市場、東四牌樓等處被焚毀，大火綿延三日。兵變後的北京城，街市白天如同黑夜，店鋪住戶閉門不出，路上隻有巡邏的兵士和站崗的警察以及棄置的死屍。淒涼景象持續了約一周時間。列強駐華公使紛紛調集軍隊進入北京保護使館的“安全”。北京的政局真的不穩了。
兵變後，北洋將領通電全國主張“大總統在北京就職”，北方部分人士也籲請袁世凱“萬勿南下”。袁世凱因此再次要求暫緩南下，先在北京就職。蔡元培等人返回南京，也說北方多出兵變，的確需要有人穩定局麵。臨時政府緊急商討，到底要不要讓袁世凱在北京就職，要不要遷都北京呢？許多人主張讓黃興統帥大軍北上，名義上是迎接袁世凱南下，實際上是掃蕩北洋軍閥勢力。會上，宋教仁認為這樣就挑動了全麵內戰，不同意。馬君武立即指責宋教仁在為袁世凱做說客，出賣革命。說到激動處，馬君武揮拳打傷了宋教仁的左眼。場麵一時失控，孫中山責令馬君武向宋教仁賠禮道歉，而袁世凱暫緩南下一事就此擱置。關鍵時刻，西方列強支持袁世凱，也說北方不穩，紛紛向北京地區增兵，製造緊張空氣。舊官僚、立憲派和一些革命黨人也擁護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上海十多家報紙還聯名致電孫中山，主張建都北京。孫中山無奈，隻好妥協，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北京兵變恰是時候，幫助袁世凱破除了孫中山的兩大緊箍咒。那麼，這次兵變到底是袁世凱的苦肉計呢，還是真的是軍隊失去了控製呢？支持袁世凱的著名外國記者莫理循認為是前者，並對袁世凱感到失望。他說：“我感到太難過了，因此不得不把這一切打電報告訴了《泰晤士報》。人們在過去幾個月裏見到我一直把袁世凱說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們現在會怎麼想。”也有人認為是北洋新軍確實不願意袁世凱離開北方，不願意中央政府定都在南京，那樣隻會削弱北洋軍在全國政局中的地位。他們認為兵變是自發的，並不是袁世凱授意的。
不管發動者是誰，袁世凱是最大的受益者。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的臨時大總統宣誓就職大典在京舉行。袁世凱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話宣讀誓詞。兩天前，袁世凱電傳給臨時參議院的誓詞說道：“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製之瑕穢”，並表示“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但在正式宣誓時，袁世凱把後一句改為了“速定憲法，副國民之願望”。三字之差，難道是口誤嗎？同日，袁世凱授權唐紹儀組織新內閣，以取代孫中山在南京的臨時政府。
典禮結束後，袁世凱一行在院外走廊處與紛至遝來的記者交臂而過。《民國報》記者梁漱溟觀察近在咫尺的袁世凱：“矮墩墩的個頭，光著禿腦袋（帽子拿在手裏），留著短須，已有幾根花白，胡須周圍及兩頰都沒有修刮幹淨，一套軍服也是皺皺巴巴的，與大總統就職的莊重典禮很不相稱，尤其是那副漫不經心的模樣，分明是很不鄭重。”
4月1日，孫中山正式卸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手續最終完成。卸任後的孫中山希望將主要精力放到經濟發展上去，開始轉向籌劃中國的鐵路建設。
第二天，臨時參議院決議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部分革命黨人還是對袁世凱不放心，孫中山安慰他們說：“我們對袁世凱，要講究方法，把他緊緊套住……我願意讓出總統，隻要他能擁護民國……這是給孫悟空戴上金剛箍，使他不能隨便作怪。我們雖有革命勇氣，但經費支絀，各省督軍，大多各自為政，所以現在隻好利用袁世凱。”“總統不過國民公仆，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忠於國民者，項城也不能改。”那是他的思維，袁世凱可不這麼想。如果沒有保衛約法的實力，如果有人不從約法不從輿論，你能將他如何？
立憲派的張騫則懇切地說：“大家推袁世凱為大總統，但大總統所處局勢，日益危險。內部問題眾多，外部有北俄南英圖謀於我。希望袁大總統能夠奮起圖強，戡定大局，為人民造福。如此，袁世凱才能聲名俱泰。”應該說，張謇所言表達了立憲派和多數百姓的期待。大總統一職誠非想象的那般容易擔當，對就任者來說是福是禍很難說清。張騫的話還帶有預見性，為袁世凱預見了一正一反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