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陰陽家的傳統觀點，皇帝主陽，皇後主陰。皇帝與皇後，如同日與月，陽與陰，各有所主守。具體說來，就是皇帝主管外廷，處理軍國等大事；皇後則是主持內廷，料理後宮中的事務。二者分工明確，庖丁不能代俎。但是由於當時的一些特殊情況，武後卻打開了宮闈之門，漸漸地走上了政治舞台，從參與朝政逐漸發展成為決斷朝政的“宮中二聖”，與高宗平起平坐，一起處理國家大事了。
武後得以參與朝政既有其客觀原因，更有其主觀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唐高宗患病，這是武後得以參與朝政的一個客觀原因。從公元660年十月開始，高宗龍體欠安，給武後的參政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史書記載說：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後決之。後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這就是說，從公元660年冬天開始，因為高宗有病，有時讓武後參決政事。而武後處事還非常符合高宗的旨意。
唐高宗所患的病，“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是一種難以根治、易於複發的慢性病，而且還不是一般的頭痛腦熱的小玻一旦病情發作，則頭暈目眩，什麼東西也不能看，這對於日理萬機的大唐天子來說，的確是不可言狀的痛苦和困難。
唐高宗的風眩病經常複發，而且有時還染上其它疾玻今據《通鑒》一書的記載，從公元660年至公元683年駕崩，在這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就有數次之多。如：
公元663年十一月，因患風痹，高宗不能料理政事，詔令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公元667年九月，高宗因久病不愈，命太子李弘監國，代理軍國大政。
公元673年九月，唐高宗又患了瘧疾，不能治理朝政，“令太子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
公元675年四月，唐高宗“苦風眩甚”，議使武後攝知國政，經中書侍郎郝處俊勸說而止。五月，太子李弘猝死於合璧宮。六月，高宗曾下詔說：“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諡為孝敬皇帝。”可見，這時深受風眩病所苦的高宗已難以料理國事，欲按照傳統讓位於太子，可他卻又病得厲害，甚至臥床不起，故未能遂願。
公元681年七月，唐高宗因舶服餌”，不能上朝理政，“令太子監國”。
由於高宗晚年多病，使他痛苦不堪，不能處理政事，因此想或讓武後攝知國政，或命皇太子監國，這成為武後得以參與朝政的一個十分有利的客觀條件。
其次，當時的太子年幼，也患有疾病，雖奉命監國，但並無力治理國政。公元660年，唐高宗“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這年，皇太子李弘年僅九歲，隻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少兒，根本不懂什麼軍國大事，更談不上什麼治理國政了。所以“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後決之”。到了公元663年十一月，高宗因風痹甚苦，令皇太子每隔五日即於光順門料理諸司奏事，小事皆讓太子處理。詔令雖這麼說，但時年僅十二歲的少兒既非神童，自然也無能力處理複雜的諸司奏事。所以太子年少無知，是武後得以參與朝政的第二個有利條件。
再從武後本人的主觀條件來說，她所具有的聰明才智也完全具備參與朝政的條件。武後時年三十七歲，年富力強，早年涉獵文史，通古達今，熟諳國家的興衰治亂。而且在宮中已生活了近二十年之久，過去做唐太宗的才人時，得以聆聽了太宗君臣論治，教益良多，對宮中情況了如指掌。在同高宗廢立皇後的鬥爭中黜陟大臣，對朝政也較熟悉。再加上她秉性聰敏，辦事果斷，在開始料理朝政時，即“處理皆稱旨”，非常符合高宗的心意。這說明她完全有能力充當此任。而更重要的一點，還是武後與高宗誌同道合，深受其信任。在一般的情況下，皇帝是絕不會輕易把朝廷的權力交給大臣的，主要的是擔心朝臣權高震主，鬧不好還可能導致大權旁落、江山易主。所以即使皇帝病危、太子年幼，在駕崩前也是把朝政暫時托付於顧命大臣，隻是讓他們輔佐太子，而不是代替新即位的年輕皇帝行使皇權。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唐高宗既然不肯把權力交給大臣，太子又年幼無知無法獨擋一麵，讓他所信任的而且頗有辦事能力的武後來參與朝政，這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武後參與朝政的第三年，即公元662年春天，在她的建議下唐高宗下令改定百官和衙門名稱：原來三省中的門下省改為東台，中書省改為西台，尚書省改為中台；三省長官也相應改了名稱：侍中改稱左相，中書令改稱右相，尚書仆射改稱匡正；尚書左、右丞改為肅機。六部尚書也改了名，吏部改為司列，戶部改為司元，禮部改為司禮，兵部改為司戎，刑部改為司刑，工部改為司平；各部尚書改為太常伯，侍郎改為少常伯等等。據說這些官名、衙名都是由武後自己擬定的。衙門、官名雖已改變，但其職能依然如故，它本沒有什麼特別意義，隻不過表麵上給人氣象一新之感。